三中全会提出对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进行深刻变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并未改变，但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伟大创造，通过承包合约，把农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直至承包期内的转让交易权都一一盘活，予30年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更多内涵和自主权。
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农村改革，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未有实质性突破，进城的农民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们手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可依赖的要素资源—土地“带不走”、难变现，因为土地不可以自由转让。
农民变现不了土地，但“亲商”抑农的地方政府，在土地上“动脑筋”以实现级差地租的手是闲不住的。近些年，城市摊大饼式地扩容，村镇大拆大建，大量农田用于房地产、开发区、光伏等产业园建设。农田和宅基地被廉价征用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内地的这套土地批租方法是从香港学来的，但并没有掌握其精髓。香港的土地批租制来自英国，历史上英国的皇室拥有大量土地，除了自用，也批租出来给民间自由市场配置，常常一批就是999年。而我们看不到那么远，土地批租都以短期为主，住宅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用地40年。问题是就在这种年限固定下，国有土地可以批租给市场，农民和集体土地为什么就不可以？
根子还在于利益。很简单，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涨价归公”，一幅农地变性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后，市值会成倍增加，甚至出现几何级数的增加。土地出让收入从上世纪末每年几百亿元规模发展到现在每年的3万亿~4万亿元。如果农民有转让土地的权利，作为交易主体，他将分享上涨的地价和地租。但在传统的征地制下，升值部分往往落入地方政府腰包，农民获得的只是最低生活保障和一些社保类补偿。不久前，在某地调研农地流转情况，一位官员酒后吐真言，“兄弟，没有利益谁干啊？傻啊！一个项目运作成功能赚一二十亿，你说谁不起劲，都发了疯似的搞。”
刚刚闭幕的三中全会提出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完善产权保护，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根据“价高者得”的市场竞价原则出让土地使用权。因为竞价机制的存在，会使农地获得更高的收益，农民觉得“值”才愿意入市交易。
上个月，笔者在澳门，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公室的官员和当地媒体朋友去看大三八牌坊。这处著名旅游景点正南面是澳门最大的一处公墓。中联办的朋友说，前不久，他陪一位上海著名文化学者来此，这位学者感慨颇深，“著名旅游景点正前方怎么能容得下煞风景的坟场呢，要是在内地肯定早平掉了！”大三八北边繁华的商业街，一楼是鳞次栉比的商业设施，二楼以上全是居民住户，并且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久远的老房子。我问澳门当地官员，这些老房子你们怎么不拆迁？听懂后他解释：“噢，想把居民赶走，没那么容易。他自己不走，你是不能赶他走的，因为房子是私有财产。”
中国农民天生是处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专家，当专家们没完没了地讨论集体土地可不可以转让给市场最终无果时，农民却从底层实践开始，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土地流转实践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是，这种流动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农民不可以改变土地用途，一个农民只能将土地转给另一个农民或合作社，经济价值不大，因为土地没有变性。
人民群众的“底层实践”和决策层“事后确认”，是重大改革关口处理复杂问题的正确路径。上世纪70年代的包产到户就是在维持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长期承包给农民家庭的大胆探索，而现在进行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
新一代农民幸运的是，决策者这次从顶层设计上给予支持。坚持土地所有权不买卖原则，松动土地使用权转让，让农民盘活资产，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8亿农民的土地资源价值如果得到发掘、流通、变现，“乡下人”的土地将和城里人的房子一样，具有金融属性，这将为他们开启创富源泉，收入增加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市场，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资本的力量还将在“乡下人”中造就一大批优秀创业者，许多人“失去的是土地，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作者：陈志龙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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