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出席会议，他在谈到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财政的改革方向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以下为高培勇发言实录：
高培勇：利用这个机会只想发表一个看法，财税改革是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为什么这样讲，大家都说财税改革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非常重要，当然我的体会这种重要性并不主要体现在他在三中全会文件中写了多大的篇幅，甚至不在于他是不是单独成篇，或者放到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刚才项部长所指出的，他第一次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讲到他是基础的时候，并没有用之一这样的概念，因而我们说这个基础是唯一的。当讲到支柱的时候，尽管前面加上了“重要”两个字，但我们说这个支柱也是为数不多的。再联想到，这一次三中全会的文件也是第一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逻辑关系，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财政的改革方向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并由此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实现，可以归结为我们研读三中全会文件中有关财税改革内容一个基本的体会。
这样讲也是有点依据的，第一个，他符合中国改革道路的基本传统，当我们归结中国道路的是我们在归结两个方面的道路，一个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另外一个是归结中国的改革道路。单论改革，迄今为止，从上世纪1978年开始，我们的改革大体可以分割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那时候我们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但是细究一下放的什么权利？放的主要是财政的管理权。让的什么利？让的当时财政收入体系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税，一个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恰恰是因为当时实行了以财政下放财权，以财政让出税利为代价的这样一种改革，才调动了当时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居民的改革积极性，使得整体改革得以启动。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刚才项部长、许局长都提及，1994年的财税改革，那就是说从1994年开始我们的改革迈入到了制度创新制度，制度创新首先以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为起点，恰恰是因为1994年财税改革，我们打造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才可能有在此之后这20年迅速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从现在开始，全面深化阶段。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其覆盖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六大系统，在这六大系统改革中，现在从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可以预期，财税改革依然是突破口和主线索。
我觉得这也是要用心体会的，为什么这样？不讲太远，我只讲两条，第一条，项部长多次讲过，在所有的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设置中，财税部门，财税职能是最具综合性的。纵观一下当今，中央政府各种政府职能和各个部门职能设置，只有财税部门设置能够延伸到所有政府职能和所有的政府部门，为什么？因为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所有政府部门的运转都是要用钱去做基础的，要用钱去铺路的，没有钱什么职能也履行不了，什么部门也运转不了。当今看到各个政府部门希望多干事，希望多要编织的时候，实际上透过要做的事，需要编制的背后，要的是财政拨款的增加，因此只有从财税改革入手，才能为整个政府职能的规范，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部不到位的问题，打下基础，提供支撑。
其二，要改革我们首先要改能够作为突破口的地方，这次改革的重点显然是政府的职能和政府部门的改革，纵观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你发现他活动的线索是两条，一条是事，就是所谓政府职能的配置领域。一条线索是钱，为履行职能所配置的财源。两个线索相比较，显然从事入手，直接调节政府的职能显然难度颇大，让这个部门不管某些事了，把某些政府职能减下来，甚至涉及到部门的整合，这从来都是一件难办的事。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你做什么事情符合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我可以多拨款支持你。你做另外的事情，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就少拨款，甚至不拨款，以至于这项职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转下去，我们说相对于事来讲，钱的体制的调整可能要容易一点，虽然这是迂回的，间接的实现改革的目标，但是他所收获的效果可能要远远大于对政府职能直接的调整。
把上面几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和主线索，仍然和以往一样，在于财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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