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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国瑞
本报记者 江玮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将放宽投资准入，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等。
对中国的这些改革承诺，代表在华美国企业利益的中国美国商会表示欢迎。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艰难转型的开始，不过美国商界对中国领导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决心抱有信心。”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美国商会对服务业和投资环境这两大领域的改革尤为乐观。
“在服务业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开放的承诺，这些领域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在投资环境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已认识到简化投资审批流程助推企业蓬勃发展的必要性。”葛国瑞说。
中国美国商会关注的不仅仅是在华美国企业，他们也在关注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我们所代表的原则是商业如何使我们所在的社会受益。当我们在中国提倡更好的市场准入、透明度、法治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也希望这些都能在美国实现。”葛国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目前，中美两国正在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葛国瑞认为，这将给双方带来更多对等的机会。“比如，你可以在美国购买汽车企业，那么在中国也可享受同样的待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之后，美国公众、消费者和监管者将给予中国投资者更多支持，因为中国也在向美国投资者开放同样的机会。”葛国瑞说。
中国美国商会于今年正式成立了对外投资论坛，此前商会曾与美国驻华使馆以及地方联合，组织了多个关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论坛。
投资美国的良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美国作为海外投资的目的地，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对美国全年累计投资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遥远、不同的世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美国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美国商会对外投资论坛主席常美德（Michael Crain）说。
在葛国瑞看来，眼下正是中国企业对美国进行投资的绝佳时机。在经过金融危机最困难的几年之后，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仍有很多价格合理的潜在交易。“美国经济在好转，但这还不是美国市场最贵的时候，还有很多机会。比如双汇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有人就认为出价太低。”葛国瑞说。
基础设施领域也充满机会。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寻求改善，而中国有资金和专业技术。“中国依赖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和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模式对经济的推动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中国可以把工程方面的专业技术和资金运用于美国，就像中国在非洲所进行的大型工程项目一样。”常美德说。
虽然在美国进行投资有种种优势和机遇，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挑战。如何赢得对项目的支持是中国投资者首先要面临的挑战。通过律师、会计师和顾问的帮助，中国投资者可以了解项目的受支持程度。常美德认为，要鼓励这种支持，这样当交易进入实质性阶段，寻找监管支持时，才不会遭遇太多反对意见。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像是他们的拦路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尝试不止一次在这里受挫。CFIUS说“不”的理由只有一个，也很简单，即不利于国家安全。但究竟什么是国家安全，它给出的定义却很模糊。
“我想在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之前，没人会把猪肉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它的确成为了一个国家安全议题。”常美德说。尽管这一收购案最终得以通过，但也加深了外界对美国国家安全定义的不确定程度。
葛国瑞希望正在谈判中的中美投资协定最终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会继续推动两国对国家安全做出更明确的定义，从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寻求全面支持
在美国做投资很容易，但想要获得成功其实并不容易。
中国投资者需要意识到两国市场的不同，适应这些差异，更多地采纳西方的思维方式。“在美国，事情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发生，即使州长喜欢你的这笔交易，但如果他的选民反对，州长也将不再喜欢。”葛国瑞说。想要收获成功，外来投资者需要赢得包括公众在内的各方面支持。
“我认为双汇收购案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公众的反对意见，此后国会也开始关注此事，然后国家安全利益审查接着被提出。但如果没有公众的反对意见，这笔交易也许一开始就能顺利达成。”常美德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大规模对美国进行投资时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担忧。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始于1988年，那正是美国社会对日本投资增长感到担忧的年代。
“这时你需要专业意见的帮助来解决问题。”常美德说。
但如何充分利用专业顾问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由于这些顾问通常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于是中国企业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最好建议，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中国投资者知道需要聘请咨询公司、律师，但在雇佣了这些人之后，却只是最小程度地使用他们，而不把这些人视为可以信任的伙伴，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全面代表自己展开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葛国瑞说。
他认为，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与公司结构有关。
为了获得更多支持，中国投资者还需要进行更主动的交流。葛国瑞举例说，要在美国国会注意到某个投资项目之前主动与国会议员接触，告知对方：“我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让我和你谈谈这将给你的选区带来什么。”而不是等到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你：“我们不喜欢这笔交易，请你离开。”
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的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关键因素也在于中海油主动向CFIUS提交了审查文件。虽然尼克森是一家加拿大公司，但因其在美国有很多资产，因此仍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他们知道CFIUS会进行审查，所以没有等到CFIUS来进行调查，而是主动提交文件，这对交易最后得以通过起到了作用。因为中海油借此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即我们是开放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常美德说。
中国企业的形象
在中国企业进行的投资中，国有企业参与的项目常受到质疑，这是否意味着私营企业更受欢迎？常美德认为，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美国对各种类型的投资都持欢迎态度。“我不认为我们反对国有企业，如果中国国有企业想要购买AMC影院，我认为不会有人反对。但的确大部分国有企业与战略性产业有关，因此更容易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比如自然资源。”常美德说。
和私营企业相比，国企通常在政治上更容易遇到阻力。“国企的投资想要得到同样的支持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葛国瑞说。但一个好的例子是，中海油在收购尼克森时采取了公开的方式，主动提交审查。
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深入人心的印象相比，中国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形象在美国还很模糊，但那些主动接触所在社区的中国企业大多都形成了积极的印象。常美德举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联想公司从一开始就努力融入当地，受到了当地社区的欢迎。“现在它更被视为一个在当地经营的公司，而不是特定的中国企业。这也是我们希望在美国看到的中国直接投资者。”
为了树立更好的企业形象，中国投资者开始更多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CSR）。“一个好的CSR战略是公司运营的一部分，如同品牌、销售渠道一样是重要组成部分。”常美德说。中国企业对所在社区进行投资，因为它们意识到这是品牌的一部分。
葛国瑞则建议中国企业对CSR形成更广泛的认识，它不仅关乎慈善，也包括可持续发展、好的公司治理、一个透明且可以被外界理解的架构等等。（编辑 李艳霞）
作者：江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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