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资领域提出的改革原则，连日来，一直被广泛解读。国资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舆论所深度关切，实属正常。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鼓励非公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等改革目标，其积极意义明显。在这当中，关于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的改革内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要求国企多上缴红利，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年。上缴比例提至30%，还须等到2020年，也是在说明，这些问题知易行难。改革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博弈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上缴红利的速度不尽如人意，也并不难理解。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理由很简单：其一，国企收入理应服务于全民，而不能始终在国有经济“体内循环”；其二，与民企等相比，国企因占据过多资源而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这种情形必须改变；其三，在国际市场上，国有企业因为与国家财政存在“脐带关系”屡被诟病，倘若上缴利润比过低，更容易给别人留下口实；其四，多年来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过低，确实没有尽到为民服务之责—比如在夯实社保的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明显。切实打破国企红利在“体内循环”的局面，这个问题不容再拖下去。
不过，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该提高，跟真的能够提高，是两码事。如果说过去国有资本收益使用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即使用范围偏窄和上缴比例偏低，那么前者可以说是技术命题，后者则涉及利益博弈。国企红利上缴比能够切实提高，说明在一场利益博弈中实现了局部的突围。
有些国有企业，总喜欢以国企老大难问题多，以及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等理由，反对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时至今日，这些理由已然经不起推敲。“包袱论”和“社会责任论”早已成为过去时。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国企专利。在企业丛林中，国企需要的是公平参与竞争。如此，拒绝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毫无理由。
2020年提到30%的红利上缴比，固然是个不小的进步，但不等于说，有此政策就一定能实现改革意图。毕竟，提高上缴比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国企利润充实公共财政，谋求民生福祉。现在要提醒的是，有些企业可能会做低利润，以求减少上缴利润。这个提醒应不算多余。
从某些国企的微观动力来看，减少利润上缴额度，让更多资金沉淀于企业自身，是有激励的。近些年里，某些国企高管薪酬过高、某些国企隐形福利过好，以及企业内部奢侈性消费等问题的存在，常常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也深深刺痛民众眼睛。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过低，不单单关乎民众福祉，也关乎不正之风甚至严重的腐败。
这意味着，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这只是改革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必须规范国有企业经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企财务预算的相关信息不公开，公众便无法对其有效监督，这对于实现改革目标没有好处。
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资领域提出的改革方略，意义重大。国资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真正厘清，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恐怕也难以真正凸显。国资领域的改革任务确实繁杂，需要攻坚。就提高国企上缴红利而言，倘若这一改革都不能真正到位，又谈何冀望其他改革能实现突破？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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