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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川 华沙报道
一个敲槌声，伴随着一片掌声。华沙气候谈判文本一一被主席敲锤通过，让不少倦容满面谈判者暂时松了一口气。
此时是华沙当地时间11月23日晚上8点，延时26个小时。
本次华沙大会通过了关于2015年协议的德班平台（ADP）、资金、华沙国际损失损害机制。
而在48小时之前，这支撑华沙气候大会的三大支柱却在最后关头矛盾突然爆发使得谈判一度陷入“烂泥”之中，文本一改再改。
最后，经过通宵鏖战，终于达成了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口中所说的“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显然，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方互相妥协的结果。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德班平台的文本，在最后时刻将“commitments”（承诺）改为了更具有模糊性质的“contribution”（贡献）一词，最终各方妥协通过。
“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结果”，解振华表示，对于接下来实质性的关于2020年后形成新的全球气候条约的谈判，“中国已经做好准备”。
资金依然“没数”
事实上，本次华沙气候大会一直被视为“资金大会”，落实发达国家已有的承诺，但发达国家一直在已作出的承诺上显得并无太多诚意，资金问题上的进展并不太多。
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期资金而言，发达国家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到2020年之后，每年撬动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
然而截至目前，发达国家如何达成这个数额，以及从现在到2020年间的气候资金如何落实依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
其中，“发展中国家提出的2016年中期资金要达到700亿美元的路线图”的诉求在此次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
事实上，面对发展中国家对于资金的立场，欧盟常常以经济困难为由表示要以公共部门资金调动更多的私营部门资金。
此次长期资金的联合主席、丹麦能源部部长马丁11月22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都流露出对私营资金的偏好，并表示，“私营资金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更多的钱”。
除此之外，对于发达国家已出资金的具体数目中有多少属于“额外的”、“新的”，专门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存在着争议。
据了解，2014年1月1日之后，关于资金的双年报将会公布。
“这将是"对账"的好机会”，一位谈判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不过，就《京都议定书》下的适应基金而言，欧洲国家不同程度上宣布了捐款，金额大约为1亿美金。这让一些最不发达集团以及非洲集团等阵营在11月22日下午的会议上拍手称快。
“但是1亿美金并非一个大数目”，前述谈判代表表示。
事实上，其总量距离执行多哈决议中规定的快速启动资金期（2010-2012年）结束后，气候资金支持水平不能低于快速启动资金的水平尚有差距。
德班平台的文字游戏
尽管，华沙会议在主席国波兰和各国代表眼中只是气候谈判中的一个“小年”，但事关部署2020年后全球气候新协议的德班平台（ADP）的矛盾依然成为了大会准备闭幕的“定时炸弹”。
而这一切矛盾在细节文字上的博弈十分激烈。
经过48小时的连续奋战，美国首席气候谈判托德斯特恩的团队在11月23日一早提出了“contribution”（贡献），并最终取代了原来草案中的“commitments”（承诺）一词。
通过文本并规定对此“贡献”不做任何性质的预判，并保留了德班授权中的语句“under the convention applicable to all parties”（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
最后，在11月23日下午3点左右，争论最大的德班平台文本最终顺利敲槌通过。
“这样使其意思的解读更为灵活，留下了更大谈判空间”，一位了解谈判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不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这一变动进一步弱化了原先版本，为后2020年时代气候协议的减排力度埋下隐忧，也将难以促进前2020年时代增强减排的行动。
其实，文字游戏的背后掩藏的是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
之前草案中第二段B款直接关系着各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红线”。
此前草案中B款里面仅有“commitments”（承诺），而没有“actions”（行动），也没有“under the convention”（在公约下）。
之所以据理力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防火墙"，一位谈判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在目前唯一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的语境中，“承诺”仅适用于发达国家，而“行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
显然，由小岛屿国家联盟和欧盟组成的联合主席抛出的前版草案更受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青睐。
因为，对于2015年将新签署的条约，发达国家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希望打破原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改变原有治理气候变化的性质。
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现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气候谈判神经中最敏感的区域。“因为按照历史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人均GDP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解振华不断强调，那么依然要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原则”。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强调，2015年达成新协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机制，新协议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区分依然有效。
做好迎接2015的工作
尽管，华沙会议在资金问题和发达国家在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问题上有了退步，但此次华沙会议依然再次往前迈进了一步。
此次会议对通往2015年年巴黎做了基本时间安排。
根据文本显示，在2014年第一次会议开始进一步详细描述形成2015适用于公约下各方协议的谈判草案要素；并于2015年5月拿到谈判草案并于2015年通过，于2020年开始执行。
因此，“接下来两年的"战役"将会非常艰难”，前述谈判代表表示。
其实，在国际气候谈判这种关系到本国发展空间的利益中没有永远的“朋友”。
其中，"基础四国"中也出现了分化”，一位气候谈判人员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南非在此次大会中就计算排放责任时提出的“equity reference framework”（公平参考框架）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立场并不相同，这一提法使得南非和欧盟在此问题上“搭”在了一起。
事实上，早在2011年12月南非德班的谈判中，南非已经就“法律形式”问题表示了更为灵活的态度。
除此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分歧，所谓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已经遭遇了来自不同谈判集团的严重挑战。
不过，即便如此，“77国集团始终是中国在谈判中最重要的一个阵营。改变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一位资深谈判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当然，除了处理好与不同集团中的关系之外，中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功课还应该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国内开展了大量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但是由于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国际气候谈判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
“中国目前应重点强调治理空气污染”，与应对气候变化相结合，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气候与能源项目负责人詹妮弗摩根建议，“中国越早转变，对中国越有利”。（编辑 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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