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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稻商业化焦灼:研发组声称无外方资助(组图)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陈红霞
转基因稻商业化焦灼:研发组声称无外方资助
本报记者 陈红霞

  实习记者 张贝旎 武汉报道

  一场被自己视为公益的科学研究,却引来骂声一片,这是中科院院士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团队的成员们声称没有想到的。

  张启发团队核心成员—华中农业大学林拥军,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的对话中,林拥军都显得很无奈,“在目 前的认知水平和实验手段中,我们BT抗虫转基因水稻已被证明是安全的,但反转者用未知的风险来否定这项科学技术,我们也很无奈。”

  先行一步的转基因棉花,已在国内市场产业化实施多年,甚至在国内棉花产量中的占比达到了7成以上,在部分北方城市,转基因棉花覆盖率高达100%。

  但转基因水稻并没有如此“好运”。2014年,“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即将到期,两品种获得商业化推广仍是未知数,林拥军说,这早已超出了团队的预料,不过,如果安全证书仍然无法获批商业化推广,团队还将新增4-5个品种,与上述两品种一起重新申请安全证书。

  面对着张启发团队“执着”,社会情绪仍在爆发,日前,一份关于国内转基因团队背后商业背景的帖子曝光,质疑张启发等国内专家推广转基因水稻背后的商业利益。对此,林拥军说,团队核心成员从未与任何公司合作过,如果商业化推广获批,他们可以将技术无偿捐献出来,“农业研究本身就具有公益性”。但这种态度是否能解除社会疑虑?他们不敢确定。

  与此前的多次热潮一样,如今的转基因胶着现状依然是: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是科学的,但他们无法担保未知世界的潜在风险;部分民众认为转基因是有危害的,但拿不出合理的危害性科学依据。

  意在抗虫

  作为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的张启发,留学期间主攻方向是植物分子生物学和作物遗传改良。1985年,他学成归国后,张启发扎进水稻分子标记和基因图谱研究。此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已启动,农业生物技术是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90年代后期,美国的转基因商业化运用已经十分广泛。”林拥军说,包括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已在美国大面积推广。

  此时的中国水稻领域还面临另一个困境,即虫害泛滥,特别是抗鳞翅目昆虫,只能完全依靠农药压制。“一般每个稻种有数万基因组成,其中,有的基因可对抗一种虫害或病毒。而只要稻种本身具备针对某种病毒或虫害的抗性基因,我们就可以利用多种杂交组合,增强其抗性,培育质量更好的品种。”林拥军说,但稻种本身并没有针对抗鳞翅目昆虫的基因,科学界只能通过转基因来解决问题。

  作为分子学的研究者之一,张启发也开始延伸其研究领域。1995年,张启发组建团队,作为牵头人,着手进行转基因水稻的研究。而林拥军则是团队中的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实际操作等方面的工作。

  除了张启发团队外,还有其他几家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教授朱桢及其团队等。林拥军介绍,在研究前期,专家们会对选择基因进行安全评价,同时,如果基因插入的位点不同,表达不同,可能导致基因沉默,或引发植物在发育方面问题,出现变异或其他风险,因此,基因和转基因植株选择十分关键。

  “早期部分科学家的研究都出现过基因选择不当的情况,拖慢了研究进展。”林拥军解释,不过,在张启发的团队中基因选择相对顺利,他们通过引入BT蛋白,待害虫取食后,在昆虫中肠的碱性环境中,特异在酶系统作用下,分解成活性杀虫晶体蛋白(icp),由icp与昆虫中肠特异的受体结合产生毒杀作用,从而“杀死”靶标害虫。哺乳动物的胃液为强酸性,肠胃中不存在与Bt毒素结合的受体,Bt蛋白进入哺乳动物肠胃中后,在胃液的作用下几秒钟之内全部降解,因此其只对于靶标害虫特异性强,而对人畜安全。

  张启发等一批科学家向科技部建议开展功能基因组研究,2002年,科技部设立了“功能基因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2003年-2004年,张启发团队选择湖北襄樊、仙桃等地进行田间生产性实验,并完成。“2005年,我们就向农业部申请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证书。”林拥军回忆,这是国内专家团队首次申请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但当年,因为两品种的安全实验是由张启发团队委托第三方所做,引发质疑,当年审批并未批准。

  2007年-2008年间,农业部再次要求3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农科院做了安全性实验,当时检测项目参考普通食品安全实验的要求,包括对过敏原性、消化性、热稳定性、营养成分、抗营养因子、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等的检测。其中的小鼠灌胃试验(即灌一次胃,观察7天的实验)显示,转基因产生的抗虫蛋白以5g/kg的量灌胃小鼠,观察7天后,无动物死亡或中毒情况出现,根据毒性分级,该蛋白属实际无毒。同时,对转两个品种的环境安全评价试验也标明其和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对环境是安全的。

  “所有检测通过后,农业部才给我们颁发了安全证书。”林拥军说,当时张启发团队预估,拿下安全证书后5年内,两转基因水稻品种就可以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盲目的推广转基因,”林拥军说,转基因的安全性判断周期很长,并不利于研发推广。如果在传统育种手段中能解决的,尽量采用不需要经过安全审定的传统方式,但许多稻种本身先天缺乏针对某种害虫的抗性基因,传统育种方法对其完全无效,针对这些品种,张启发团队研发的针对抗鳞翅目昆虫的BT抗虫转基因水稻,正是因为稻种本身不具备针对这类害虫的抗性基因。

  近日,网络再度踢爆国内转基因研发团队们的国外财团背景。林拥军则表示,自己所在的团队从未与任何公司合作,此前的研发经费均由国家拨款,“从研发开始到目前,如果不计算科研人员的工资等,整体育种、科研方面获得的经费有两三千万元”。

  “转基因水稻具有增产7%左右,节省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好处。”林拥军说,在此前的多次田间试验中,农民对这类产品也是欢迎的。

  卡壳商业化

  然而,张启发团队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在他们申请“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时候,及安全证书获批后,社会上掀起了2轮反转基因推广的高潮。林拥军记得,比如在2010年,绿色和平组织对外公布了一份《湖北转基因水稻报告》,在报告中,对方以转基因水稻尚未获得商业化推广的前提,就已在田间地头生产,转基因稻种外泄。报告中并且指出转基因水稻是否有危害。不过,此报告引发的社会情绪十分激烈。

  当时,许多“反转者”(即反对转基因推广人士)提出转基因多种危害:引发基因变异、食用不安全、引发基因漂移、涉足国外专利垄断、国外种业巨头阴谋论等各种说法。

  “我们曾针对这些说法进行了一一回应,”林拥军解释,在目前的认知领域和科学实验条件下,可以标明转基因水稻是没有危害的。

  不过,这种说法被不少同行驳斥。最新的反转进展是:因无法判断转基因的危害性,甘肃省张掖市出台中国第一个转基因种子“禁令”,也是唯一一个明令禁止转基因种子的地级市。

  然而,在民间各类组织和反转者的观点中核心是,转基因水稻涉及到食用方面,且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应仅依靠一些现阶段的实验来证明,其更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在无法保证未来一定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推行商业化,这是一种激进的行为。

  转基因棉花推广的教训

  科学界与民意的胶着,让“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已到手4年,仍然无法进行商业推广,按照规定,种子安全证书有效期一般为5年,也就是说,到明年8月,上述两品种的安全证书即将到期,但农业部批准商业化推广的审批仍然停滞。

  “目前卡在政策方面。”林拥军说,在国外,种子审批获得安全证书后,一般由公司根据该种子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决定其商业推广,然而,在中国则不同,种子从研发出来到商业推广分两步走,第一是经过安全评定,此外,还要对种子的趋势进行判断审批。“后者由农业部种子品种审定部门审批,他们的判断标准则是种子是否具有商业推广价值。我们的种子虽然经过了安全审定,但因为涉及到主粮,是否商业化推广,主管部门十分谨慎,因此,这个环节能否打通还很难说。”

  在中国,转基因作物推广并非首次。1996年,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携转基因抗虫棉进入中国市场,其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不过,最初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并不顺利。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售价每公斤高达40多元,然而,当时国产棉籽的价格最高也不超过10元。

  受限于价格,当年,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并不广,但配合了当地政府的资源后,转基因抗虫棉开始推广,其抗虫性能的发挥,让孟山都次年就扭转局面,自2006年以来,国内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稳定在350万公顷左右,占国内棉花总种植面积的7成以上。

  然而,转基因棉花的抗虫性还很单一。2010年5月14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孔明及其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网络版发表的一篇论文—《Bt棉花种植对盲蝽象种群区域性灾变影响机制》,转基因抗虫棉虽然抵御了棉铃虫,但新的虫害盲蝽象随之发生,而此前的转基因对这种害虫毫无抵抗力。也就是说,此前的Bt转基因抗虫棉具有单一性。

  这种局面削弱了市场对转基因棉花的追捧力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485万公顷,减少10万公顷;产量597万吨,比上年减产6.3%。

  回归到转基因水稻,如果“华恢1号”和“Bt汕优63”正式获批商业化推广,是否也将面临这种尴尬局面?林拥军坦言尚未考虑,其表示,“我们负责科研,商业化应该由市场化的公司去推动。”不过团队会尽量选择带国字头的中国种业集团等,“但绝对不会与外资合作,此外,专利费在稻种的成本占比估计仅7%左右,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将稻种无偿提供给公司,对比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种价格,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成本肯定低于转基因棉种,其价格也会更低。”在推广的设想方面,估计仍然会采用先试点再推广的步骤,试点省份到底是哪些,现在也还无法估计。

  针对未知虫害,林拥军坦言,目前国内从事转基因研究的团队很多,各自针对不同的虫害和其他功能,将这些品种组合起来使用,对病虫的防治会更有效果。

  中美欧研究与推广:谁更复杂

  在国内挺转派(支持转基因推广人士)看来,国外转基因的研究推广并没有这么复杂。

  以美国为例,该国的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推广需经过三个政府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和环境保护署(EPA)。其中,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负责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评估;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负责管理转基因植物的开发和田间试验,确保作物安全生长;环保署的职能是确保这些作物使用的杀虫剂不对人类、动物和环境造成影响。

  美国企业可以在自己出研发经费的情况下,自行递交实验材料,经过三个机构的审批后,确认转基因稻种的安全性后,即可由公司经过自己的商业判断,决定是否进行商业化推广。

  在中国,除对种子品种安全性的审定外,国家农业部还需要对种子的应用趋势进行判断,后者经过研究认为其具备推广价值后,才能审批通过。

  但在水稻领域,国际上的推广也并不多。林拥军透露,事实上,美国有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也是经过了监管部门的,并通过了其商业化推广的,只是因为水稻并非美国的主粮,因此,其商业化面积推广不同。

  与之相反的是,欧洲等国虽未明确禁止推广转基因,但对转基因的审批则是尽量严格,而在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波兰、澳大利亚、印尼、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均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施强制性标志制度。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的胶着,不仅仅停留在中国,科学界对转基因的态度,也尚未真正达成完全的共识。(编辑 徐万国 陈龙)

  作者:陈红霞 张贝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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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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