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决定》中提到，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就在当天，上海家化董事会选出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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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模糊
上海家化是上海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案例，2011年国资将股权卖出，从主管一切的第一大股东退到第二大股东，不再干涉企业经营，只享受股东的投资收益，而上海家化这两年的高增长高分红，也给上海国资带来了良好的收益。
然而，就葛文耀个人而言，上海家化改制收获的却是一枚苦果。葛文耀执掌上海家化20余年，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将这家传统轻工国有企业打造成了一个总市值接近280亿元的家化行业龙头。从去年12月开始，葛文耀和大股东平安方面的矛盾加剧，今年5月，“共享费”事件爆发，让葛文耀和平安彻底破裂，葛文耀不得不在4个月后选择辞职。
无论是国资时代还是国资退出的平安时代，葛文耀在上海家化的定位一直是模糊的。他是国资任命的企业负责人，又是20多年的创业者，不能简单以“职业经理人”来定位。虽然通过股权激励拥有一部分股份，但他与民企上市公司的老板们又有着股权数量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对企业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公司领导人兼小股东。所以，无论是家化改制方案还是改制后的发展方向，他既不能左右国资，也不能左右新股东平安的意见。
葛文耀的黯然离场对上海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冲击是巨大的。有上市公司董事长对记者坦言：“我们都很同情老葛，当年大家都是轻工系统的，他为家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却以这样的方式离场。”他认为，在民企、国企、外企当中，国企领导人是最不好干的。民企领导人拥有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外企领导人是职业经理人，只需要对董事会负责；而国企领导人身份就复杂得多，既非股东又非单纯的职业经理人，首先有组织上的人事任命，组织上通常会认命至少两位同级别国企领导干部，董事长对同级别领导比如总经理并不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就公司治理而言，国企董事会没有真正的决策权，监事会职能也没有很好发挥。
不少遗憾
对国有企业领导人来说，年龄上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60岁退休是一道红线，不管个人身体健康如何，到点就退。记者前几年参加上海家化股东大会，已届60岁的葛文耀每次都会被股东问到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对民企老板而言，是完全不存在的。国企领导人不能弹性退休大概是葛文耀坚持对上海家化进行改制的原因之一，家化改制之后，他在董事长位置上干到了66岁。
上海众多国有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慨，上海市政府太强势了。这种强势体现在方方面面，人事任命是其中一环。去年上海仪电集团对旗下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轮岗，这一举措在资本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金陵董秘陈炳良多次“上书”有关部门，坚决反对被轮岗，最终被董事会免职。
而上海国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方式，也给市场留下了不少遗憾，其频频“弃壳”的行为引发市场关注。有上市公司高管直呼，上海国资太浪费。在IPO停发的当下，壳资源价值水涨船高，现在市场上一个壳的价格已经高达4亿~6亿元。而在上海百联集团及上海医药集团的国资改革中，上海国资先后放弃了4个壳，国有资产的潜在损失不容小觑。
如今，上海国资改革又启动了新一轮攻势，无论是改革思路还是改革力度，都是前所未有。而此轮上海国资改革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也有必要梳理和反思一下过往走过的路，以避免曾经的遗憾重演。
作者：刘晓晖 (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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