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日前公布。该纲要试图在对现有党内法规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和修订一批重要党内法规。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完善。
纲要提出，要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同时，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等等。
问责制度的含义，是党政官员有了过失或者过错，必须承担起一定的政治责任、道义责任。针对党政官员的问责，民众已经不陌生。从2003年“非典”期间两名部级官员引咎辞职开始，10年来，不少党政官员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责任被问责。每每有大的事故或事件爆出之后，民众即会习惯性地发问：谁该对此负责？谁又该被问责？
针对党政官员的问责，在这过去的十年中，也经历了一个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和实施，就党政干部的问责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规定。这份文件，使得原本个案式的问责实践有了制度层面的规范。
官员问责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其意义毋庸置疑。服务型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对服务型政府的追求，则需要完整的责任体系来支撑。对于出了事情的党政官员来说，一个渐趋完善的问责体系，有助于厘清他们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有过错的官员，应该一肩扛起其所应负之责，但也不能让其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规范的问责制度，是对权力与责任相对等的原则的捍卫与保证。
从2009年至今，应当说，问责制度已经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根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公布的数据，仅在2010年，就有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由此可以看出，碎片化、个案式的问责实践已经成为过去。许多地方还将问责与治庸结合在一起，即不仅要治有过错的官吏，还要治庸碌的“混”官。
当然也要看到，近些年来的问责实践，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尽管问责制度对问责情形、问责方式有了一定的阐述，但在实践当中，一些问责案例随意性大于规范性，官员的责任似乎比较模糊，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问责机制中的信息公开也远远不够—单单依靠“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这样的原则性规定，无法真正使得规定落地。尤其为人所诟病的，是一些官员被问责下台之后，没有按照规定要求，而是悄然复出—这种案例一旦被曝光，舆论往往会激烈批评，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受到损害。
问责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说明了两种状况：一是问责制度还不够细致、不够完善；二是问责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也有不到位的情形。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强调落实问责制度与修订问责制度同样重要。
从此次纲要的规划来看，针对现有问责制度的修订将更为具体化、规范化。比如，只有严格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才能避免官员复出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无序状况。制度越具体，就越有针对性，就越少模糊空间。
值得提醒的是，完善问责制度，不仅要在“责”上下功夫，还要强化“问”的功效。“问”是一个社会在常态情况下，对可能的事故与问题向政府官员的质疑与探询。有效的制度，不仅要惩罚过错官员，也要帮助官员预防犯错。
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实施4年后，中央即提出对其作修订，表明对问责制度的高度重视。民众期许一个更为完善的问责制度，也期许更为透明的实践与有效的落实。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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