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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肩负重任的行长
人民银行几十年来的成就和发展，离不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也离不开人民银行历届领导的智慧。
我首先要讲的是南汉宸。他参与创建人民银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人民银行行长。他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一是他重视学者、专家的作用，强调收集新中国成立前旧银行的档案、图书和有关资料，这都是在为构建金融企业文化着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总行的研究室就聘请沈志远、章乃器等著名经济学家当顾问，开创了国家金融机构系统研究的新局面。过去大银行藏书甚多，新中国成立后集中人民银行图书室后，内容之丰富超过了综合的和专业的图书馆，研究利用极为方便。在档案集中方面，他布置有关主管人员组织力量，要求务必把新解放城市特别是上海地区各大银行的档案接收保管好，强调绝不能只接管旧银行的资产、物资、房屋，而忽略对档案的收集保管。后来按照档案局的要求，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西北农民四大银行和四联总处的档案移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些档案资料对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人民银行参事室进行历史研究、编写金融史料和货币史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的第二个印象，则是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在阅摘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档案时，发现总行行长南汉宸与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之间的亲笔书信往来。当时金融行政管理权限属于华东区行，上海分行只管业务，直到1954年大区行撤销才归上海分行接办。一位是总行行长，一位是大区行行长，他们在百忙中为有效沟通意见、交流情况，不用正式公文打字，更不用秘书代劳，而是自己亲笔（用钢笔）书写信件，以争取及时解决问题，信件注明的日期往往是几月几日晚，这种夜以继日、不辞辛劳的工作作风，令我感动不已，也深深觉得新中国金融机构主要领导人那种雷厉风行、近于“战斗”般的作风令人钦佩。
第二位是李葆华。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银行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担任行长的是李葆华。李葆华同志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在任安徽省委书记、省长时，以廉洁俭朴和爱护老百姓闻名，老百姓称之为“李青天”。他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时期是1978年3月到1982年5月，这四年正是进入改革开放、人民银行工作进行整顿加强的关键时期。李葆华行长重视金融理论研究，1981年12月29日到1982年1月3日在南宁召开中国金融学会第一届年会时，他以行长和学会名誉会长的双重身份出席会议并作了《积极开展金融理论研究，为贯彻今后建设方针而努力》的发言。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看到这位沉着、稳重、和蔼的老领导，都有肃然起敬之感。
李葆华任行长期间，距人民银行改变“大一统”体制还有几年，但他已经开始酝酿和制订预案。曾任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长、转任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的孙及民，受命南下与我们上海市金融学会商议联合召开“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这次在无锡市太湖饭店举行的座谈会，从1981年4月上旬到中旬，足足开了十天，应邀参加的有三位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局长和两位经济研究处专家，讨论的热点是实行单一的中央银行制还是复合制。总行领导能够及时组织这个事关金融全局性改革的研讨会，显示他们的预见性之强和对金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
第三位是朱镕基。1993年7月至1995年6月是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人民银行行长时期。朱镕基在任上海市长时，从事各项体制改革，也改变了市政府参事任职制度。原来参事都是终身制，在他任内开始实行聘任制，我就是他聘任的第一批八位参事之一。1989年12月2日，他为推进上海金融体制改革，召开了整整一天的座谈会，专门邀请了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第二天举行市委常委会，决定申请筹设上海证券交易所。我参加了那一次座谈会，并作了时间较长的发言。会上我把刚出版的、我撰写的近20万字的《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一书送给他，他说,“很好，我今晚就把它看完”。1991年他去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起兼任人民银行行长。2011年，他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我看到了书中说的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著名“十六条”，除三条系由国家发改委整理合成外，其余十三条都是他自己执笔撰写的，读书到此，我深深感到人民银行领导在担纲负重方面的引领作用和表率作用了。
第四位是戴相龙。他的任期是1995年6月到2002年12月，长达7年半之久。戴相龙行长来自地方、基层，所以在联系群众方面颇为出色，同时也一直保持这种“联系群众，不耻下问”的良好作风。他在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当副行长时来参加中国金融学会年会，那次我有为大会组织三十人发言的任务，发言人选除了主要领导人、老教授、资深研究员之外，还安排他代表地方和基层人士发言，他的发言反映很好。在人民银行繁重工作之余，戴相龙行长很重视金融理论研究，2002年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成立，他欣然担任该院名誉院长，并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学术演讲。讲到外汇储备较多的问题，他认为有利之处是客观存在，至于投放基础货币较多也有应对办法，他分析深入，论断有力，我听了印象很深，因为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的立论实事求是，不仅来自实际经验，而且有着理论基础。
第五位是周小川，他现在仍是第三个任期的当任行长。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任时常说的“国际金融形势复杂，国内金融矛盾和问题较多”，人民银行担纲负重、稳定大局的任务也就更加艰巨了。我与周小川行长最初的认识，缘自我们都是1996年成立的“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PECC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任主任委员，时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周小川和我（时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均在十四个副主任委员之列。周小川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前，曾经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中国证监会主席，他金融工作经验丰富，又具有改革方面的理论修养，自然有利于人民银行各项任务的推进与完成，有利于应对复杂局面稳定大局。他还以善于巧妙地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而著名。
65年来人民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几次治理
回望65年来的经济运行实践，平稳运行的年份多，发生通货膨胀以及对之进行治理和抑制的年份亦不少。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那时刚解放的城市缺粮缺钱，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同时解放区不断扩大，生产建设的支出也日益增大，以及支援军事行动的军费支出等，再加上投机分子的投机活动，造成物价上涨商品缺乏。人民银行协同有关政府部门采取多种措施，运用各种金融手段稳定物价，特别是开办折实储蓄，对安定居民心理效果显著。接着政务院部署实现财政收支、全国物资调拨和全国现金收支的平衡，促进了物价稳定。1950年第二季度起货币发行就趋于正常，通货膨胀得以制止。
第二次是由于“左”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开展“大跃进”，违背经济规律大肆扩大信贷，大量投放货币，造成1959～1961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在“大跃进”中，银行在信贷资金使用上奉行“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贷”，大量信贷投放，助长了工业企业盲目生产，商业企业盲目收购，造成大量物资积压和浪费，贷款额由277.5亿元增至803.5亿元，这四年流通中货币由52.8亿元，猛增至125.7亿元，尽管物价受控制，1961年零售物价指数仍猛升16.2%。在此情形下，中央决定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并于1962年3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决定》（简称“银行工作六条”），经过全国上下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努力，流通中货币额1961年压缩至106.5亿元，1964年更压缩至80亿元，贷款额亦逐年压缩至1964年的578.9亿元。大规模调整之后，经济效益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亦随之提高。
第三次是1993～1994年因“乱拆借、乱开发、乱集资”引发的连续两年两位数通货膨胀。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非法集资严重，违章拆借泛滥，内地资金流向沿海，导致内地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力量削弱，甚至出现支付危机，银行大幅超贷，货币供应量M1、M2在1992年增长35.9%、31.3%的基础上，1993年又持续较快增长，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为14.7%，1994年更高达24.1%。针对通货膨胀加剧、金融秩序混乱，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4日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朱镕基兼人民银行行长时亲自拟定其中十三条的十六条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发生的通货膨胀，情况比前两次更复杂，采取的措施也需多方面考虑，其中效果最显著的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如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12.24%），有的年份还出台了财政出钱的保值补贴（12%）政策，多措并举，才把严重通货膨胀的势头压下去。
第四次是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那次通货膨胀率并不高，2007年是4.7%，2008年是5.9%，但是情况十分复杂且影响面广。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人民银行密切监测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对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过多，信贷、货币增速较快趋势及时进行预调和微调，货币政策由稳健逐步转向稳中适度从紧再到从紧，2003～2007年先后1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9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灵活公开市场操作。2008年4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由2003年的21.6%降至16.94%，金融机构贷款增速由2003年的23.9%降至14.72%，反映通货膨胀率的零售物价指数由2007年的4.7%、2008年的5.9%降至2009年的-0.7%。
回顾对四次通货膨胀的治理，不由让人感慨，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还有待完善，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仍有待加强，有时不得不服从于高速经济发展的决策，提供经济过热所需要的货币。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会更感到人民银行的担纲负重、责任重大和任务艰巨，而对于它在关键时刻，致力于稳定大局、继往开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加钦佩。
期盼与希望
作为人民银行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在祝贺它成立65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作为的央行，发展成为能稳定货币信用大局，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造福亿万人民的央行，为此提出如下的期盼与希望：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拟定出高瞻远瞩、统筹兼顾、高屋建瓴般的战略方案
发展国民经济，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需要按照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掌握大量的信息资料，分析研究、深入思考，制定出最有效的方案和实施细则。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要避免只顾眼前需要而忽略长远利益的做法。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不能处处依赖外国，应避免陷入外向型经济的泥沼。我们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农业人口还占绝大的比重，如果我们连主要农产品粮棉油等都要依赖进口，这是说不过去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中，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固有矛盾，包括资本主义秩序与民主的矛盾，走出一条自己的经济健康合理发展、造福人民的道路来，建成小康社会。
居安思危，坚定地保持金融稳定运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随着改革方针的贯彻，金融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深层次的金融改革，包括资本项目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改革等还需经过巨大努力才能突破，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和通货膨胀的威胁。
1993～1994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崩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给世界金融业敲响了警钟。这些事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应汲取这些历史事件的教训，并致力于各种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金融安全的维护。
提高金融工作水平，进一步发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正处于转折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要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克服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十分需要一个能起独特作用、具有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能力的金融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正是担纲负重、稳定大局的重要任务。
回顾65年来的金融工作，有四句话不能忽略：更好地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调节社会总需求。历史上有几个年份照这四句话做，企业经济效益就上去了，有几个年份受干扰，经济效益又下去了。当前有些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泡沫等，如果银行把好把严信贷投放关，情况就不至于如此突出，如果信贷资金分配合理，应该扶植的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就不至于因资金短缺而经营困难。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整个银行业已有信贷系统、征信系统、研究系统三大系统的力量可以运用，只要目标明确，部署得当，安排适宜，坚守原则，这些力量合成使用，便会产生较好的效果。现在人们在认识上有些误区，认为把信贷资金管严管实就是搞计划经济。殊不知贷者与借者正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关系，前者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后者得到资金、信息、技术、销售渠道，改善经营管理方法等。当前急需解决的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问题，就需要通过银行与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努力解决。
树立革新精神，发扬优良传统，提高全体金融人的素质
人民银行65年的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历届行长们的引领下，由全体金融人共同谱写而成的。现在进入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担负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内、国际金融的环境更加复杂，更需要全体金融人以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创造者的革新精神和继承发扬先辈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来共同努力完成。
为此，要提高金融人的素质，增强创造金融事业新辉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不仅要总结经验，勇于担负重任，更要勤于学习，提高认识，提高思想品德，提高完成任务的能力。要坚定树立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服务的指导思想，坚守诚信为本、稳健经营的准则，反对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操纵和一切可耻的欺诈行为。越在困难的环境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要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本领，集全体金融人的力量于一起，才能把担纲负重、稳定大局的任务顺利完成。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 洪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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