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8日，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供给”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推动全面改革的深远会议，将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为建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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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民生银行行长洪琦指出，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原有的框架已经碰到了天花板，只有在发展方式上变革，才能使资源发挥新的红利，新供给经济学要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9月22日。研究院与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致力于以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和积极建言，持续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昨天同期成立,论坛成员包括贾康等42名专家学者。本报整理报道昨天会议部分嘉宾发言。
贾康：
新供给经济学的“破”和“立”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之下，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第一，我们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第二，我们还直率地评价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第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第四，我们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
在上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具体见相关论述）。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再复制式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面临的共同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注重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彭文生：新经济的起点
什么叫新经济？新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消费驱动。按照中国的语境，消费驱动就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因为消费比例上升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这背后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所以，判断改革能不能成功，根本的指标就是看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不是在缩小。
在这个基础上，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意味着要么投资下降，要么贸易顺差下降。投资率下降需要利率上升促进调整，贸易顺差下降需要汇率升值促进调整。
谈到今天的结构改革，包括金融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既有促进效率的一面，也有促进公平的一面。过去我们给企业部门提供便宜的资金，国民收入分配更多流入企业，以后真的实现利率市场化，那就不仅是效率提高的问题，还是一个促进消费的问题。消费驱动的经济有利于产业升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是利率上升背后的逻辑。所以，改变如果真的成功，中国经济结构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最后谈风险问题，风险就是在利率有明显上升、储蓄率下降的环境下，怎么消化过去累积的问题，泡沫怎么演变，这是一个所谓新经济新的环境下宏观政策、结构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王庆：经济预期太乐观
或将产生价格泡沫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具体的改革措施很多，如果当前社会各界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和明确，由于资本市场具有对未来折现的功能，这个预期就会体现在当前的资产价格上，使当前的资产价格过分高企，尤其是如果资本市场不健全的话，就可能会带来价格泡沫的产生，反而会把社会中的很多资源集聚到虚拟经济或泡沫产生的行业，这样反而不利于经济未来可持续成长因素的形成。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悖论，这一问题日本是教训，德国是经验。
向前看，这个问题如果不得以有效解决，我们需要关注其风险，就是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由于虚拟经济过度繁荣而对实体的挤出，这个“梦”也许反而不会实现。
所以，如果从供给侧考虑问题，我们可能不是简单的打压泡沫，而是更多的思考，在制度层面上，支持供给层面上有什么改进的空间。比如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除了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就是源于我们给投资者，给经济参与者的选择空间是有限的。
最近政策层面提出的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IPO重启，及IPO从审批制向注册制的过渡，都是资本市场制度完善的努力。
周健男：国企改革
将更多发展“汇金模式”
国企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中心话题。当年是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中的第一项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的是让国企确立自己的市场地位，有限责任和公司治理这两个理念被引入，被广泛接受。第二项国企改革是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结构进行了调整。
但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衔接的问题，也就是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地回答。2003年做了探索，一个是成立了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一个是汇金公司的成立，管理资本；另外一个模式，文资办的成立，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因为规模较小，这里按下不表。
两种探索模式各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但总体来说，汇金的模式更加市场化，并且具有开放性。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经济、市场经济给出了答案，就是混合所有制。我想这个意味着三个结论，第一，以汇金模式为蓝本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将大行其道。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总结了汇金的三个特点，国家使命、市场化和开放性。将来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不再是大批国有企业，而是基金形式对外投资的模式更为明显。第二是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会逐步成熟。第三是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的大范围实施，将改变收入结构，上海金融试点就是围绕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的。
这对资本市场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多机遇。对垄断行业产生了新的融资机会，对资产管理行业带来了创业机会。
马蔡琛：考察政府债务
取决于资产负债表
预算改革有四点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点，《决定》原文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形成跨年度的平衡机制，也就是从传统的年度平衡走向跨年度的中期预算平衡，很可能是未来中国政府预算治理结构的重要变化之一。建立一个从现在的年度预算到一个三年度左右的中长期预算。在这里指出一个问题，河南焦作市做的中期预算是三年，我们经济计划是五年，政府是十年一换届，三、五、十加在一起的最小公倍数是半个甲子（30年），这可能要把预算周期、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变成一个顺周期，而不是周期错配。
第二点，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这两句话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建立权责划分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是为了有效实现政府性贷款的风险防范。现在政府债务问题更多的聚焦于财政收支的流量问题，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债务是一个存量，财政收入是个流量，有资产才能偿还债务，资产就涉及到资产负债率问题，涉及到政府会计的核算体系，收付实现制没有办法核算清晰，更奢谈债务的风险、安全和预警。
第三点，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次这个变化非常重要，有可能解决政府预算碎片化的问题。
第四点，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我们没必要探讨地方政府的钱怎么来，我们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确定，地方政府事权的财力靠三个层面，第一是比较弱的地方税，第二是增值税分享，应该考虑到按照各地的常住人口和商品零售额，这两块儿不足再通过一般转移支付补齐。
冯俏彬：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化解产能过剩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化解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在《决定》第四章中有明确提到，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对于这个问题，11月份国务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总的感觉现在推出的治理产能过剩的举措基本上还是以关停并转为主，这基本反映了一种工作逻辑，实际上是行政干预。
政府在形成价格信号上有很多种方式，但都是对政府所掌握的要素资源进行定价，而这种定价是明显和市场价格有很大差异的。比如市场感受特别深的地价问题。此外，在独特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中，很多往往是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在政府某种程度的协助和默许下，却是由社会来承担的，其中包括环保、社保、劳保等各个方面。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进行了很多详细的分析，其中对于钢铁和光伏做了很深入的分析，不管是分析哪一个行业，发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产能过剩具体的产生、发展、转折，然后再到高潮，然后再到企业的投资，最后产能过剩的发生，一直再到最后的价格战，然后再到国际上贸易报复，整整故事发生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在现在政府所关注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由政府自身造成的。
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政府手里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和资源，可以借此管束和引导企业，除了刚才讲的经济资源，还包括行政审批等资源。
体制性的产能过剩久治不愈，要想解决，使产能过剩控制在市场能承受的范围内，就是要恢复正常的价格信号，特别是要素价格信号。从新供给角度，就是要推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核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
周天勇：呼吁降低宏观税负
尤其降低小微企业税费
中国目前和未来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全民创业，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使广大人民既创造财富又分配财富，增加中等收入阶层，减少失业人群规模。在扩大小微企业生产能力的同时，让城乡居民有收入和支付能力，以购买和消费来平衡大企业的产能，使国民经济良性增长。
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需要实施促进供给和增加就业的财政政策，给能大量增加就业的小企业减税、清费，降低GDP的宏观财政收入比例，特别是降低微观企业的税费负担水平。通过这样有效的财政刺激政策，增加全社会生产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平衡需求，同时改善“就业—收入—消费”侧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
老供给经济学暗含了两个条件，一是假设市场没有准入限制，二是税外没有费。但我们在要素的准入上是有限制的，这不是税收影响了企业进步，而是制度限制。第二点中国的实际是税外有费，费是隐形的税，对供给有影响。这两点是我们特殊的国情。
供给经济政策在当前中国，给定的对象应该是小微企业。因为大企业主要是资本创造产值，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创造，所以必须通过小微企业来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及产能释放的关系。
作者：张静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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