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从别的国家经济史来看，中国是时间最长的国家，连续保持高速增长达三十多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分析报告指出，1979年至2012年的34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
即使是日本，在1956-1973年的高速增长期，18年平均增长9.2%。加上战后增长，也没有超过30年。韩国经济在1966年至1979年的14年高增长期年均增长9.1%。
12月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3-2014）》发布会上，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表示，多数国家，一般都是在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时候，经济发展会出现高速增长。但是，高速增长过后，随后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同高速增长期相比，增速一般都要腰斩一半。
具体到中国来说，范剑平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
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净减少345万。如果按照联合国65岁开始退休，那么中国劳动力从去年开始出现拐点。但是如果按照55岁、60岁退休的话，那么中国劳动力的拐点从1995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因为劳动力成本从1995年开始明显上升。
其次，自然环境。到目前为止，资源并没有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但是，空气、淡水等环境已经构成了这样的硬约束。当然，不得不考虑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体的基数本身已经很大，潜在增长率要增加的难度在加大。
不过，即便是考虑到上述影响因素，范剑平表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不会一下子降到5%。整个十二五期间，应保持在7%-8%。主要是中国有三个特殊因素起缓冲作用。
一是，高储蓄率。这就决定在中国还存在高投资率。2012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9.2%，也就意味着储蓄率超过50%。参照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储蓄率也只有30.8%。
“即使以后每年降低1%，也需要20年的时间。要知道即便是30%也仍然是高储蓄率。” 范剑平表示，这说明，未来中国的投资率还是很高的。但是仍然要在提高投资效率方面下工夫，那么保证7%-8%的潜在增速，还是有条件的。
二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人口众多，发展差距巨大。
根据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劳动力成本低的时候，可以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争当世界工厂的角色。
随着生产成本的提高，制造业转移。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投资主导型转为消费主导型，制造业拉动为主转向为服务业拉动为主，转型为世界新兴市场。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中，这些国家只能担当一个角色。
但是，对中国来说，就不一样了。同样的情况出现后，东部制造业可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转向为“世界市场”，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中西部仍然主要是以投资、制造业拉动。这样，同时担当两个角色的中国，就会缓冲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
三是，能否起到缓冲作用，还要靠体制改革。目前，主要是体制阻碍了经济潜力的发挥。“如果改革稳妥，经济增速将重新回到8%以上。搞不好，可能连7%都保不住” 范剑平表示。
但是，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在改革中都是有得有失。只是得失的多少。那么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遇到阻力是不可能的。
尤为重要的是，范剑平强调，改革初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恐怕是改革的阵痛带来的减速效应会首先显现出来。
当今，为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积极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不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这样，一旦取消这些不合适的优惠政策，特别是控制地方债的盲目扩张，那么对明年的经济增长马上就会产生影响。
范剑平强调，对于明年来说，不妨将苦难看的更多一些。今年形势是异常复杂，明年应该更加复杂。下一步，改革要推进，但是对于改革有可能引起的阵痛，应该有思想上的准备。
作者：邵海鹏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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