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权力的运用日趋高明的进程。
不论是原始社会部落、古代帝国,还是近代民族国家,都曾颇为迷信军事力量,以及运用军事力量开疆拓土、建立霸权的能力。
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力量对军事力量的支撑作用凸显,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甚至渐有取代军事力量而发挥首要作用的趋势。于是,工业化国家纷纷把打造经济力量作为一切力量的基础。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力量的较量。
进入21世纪,权力的基础仍在发生变迁。传统依靠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权力策略,日益暴露出成本昂贵、收效递减的缺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投入巨大军事资源,承担高昂经济成本,却“吃力不讨好”。这一标志性事件说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进入了新阶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把这新阶段的权力逻辑,概括为“软实力”(软权力):较多地运用国家的文化、体制、价值观和政策的公信力来吸引其他国家、其他人追随它,而较少地运用军事力量去胁迫或用经济力量去买通他们。
在国际关系领域,权力的运用由硬变软的趋势,体现了精致化、高明化的进程。
在国家治理层面也一样。传统上,国家意味着对暴力的垄断,意味着通过国家机器实行专政,实际上体现为少数精英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广大民众。但如今,民众越来越不能容忍精英专断,社会向国家要求尊重,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社会的认可与合作。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把国家治理的权力日益由精英专断转向社会参与的变化,概括为由“专断型权力”(despotic power)向基础设施型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转变的过程。
基础设施型权力要求国家:1)向社会提供必备的公共服务;2)向民众解释政策的目标和成本;3)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用权力,保障公民和社会的权益。
用形象的语言来说,专断型权力是“在社会之上统治”;而基础设施型权力是“通过社会来统治”,它体现了国家治理层面权力运用的高明化。
由上,人们当可更好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方向。
作者:一财日日谈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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