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地换钱，那是吃子孙饭，得改改了。”陈永田说。
56岁的陈永田是杭州市郊仁和街道的农民，几年前，城市的疾速拓展让他所在村庄多半耕地被征用。老陈家一亩多地恰好在征收范围之外，看着邻居因为征地而拿到一大笔钱，当时老陈找村里希望将自己的地也征掉。
如今，老陈的思想转了个大弯：“钱用完就没了，耕地是子子孙孙要仰仗的，能少占一分就少占一分。”和老陈一样，许多当年要求征地的农民不再想着靠征地“发财”了。
尽管耕地是农民的“命根”，但朴素的“利益逻辑”却让不少农民有“被征地”的冲动。正是在这样的悖论下，国家要求耕地占补平衡—占一分耕地就要补充一分进来，以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在农民眼中，这个看似严苛的耕地保护政策早已“跑偏”。“谁能找出一块垦造补充的耕地，和占掉的良田一样好？”一位农民的简单问题让很多人难以回答。
记者走访过多个“占补平衡”的垦造地块，不少都是在小山坡或者偏远村庄里，垦造已两三年的地块依旧荒芜或者仅种植一些草或谷类。“这样的地怎么种得出东西？你看这满地的石头比种的庄稼还多？”丽水一处垦造地块周边的农民说。
相反，几乎所有的工业园区都建在平坦的耕地上。“平坦的土地都拿来建厂建房了，所以只能在山上、坡上造新地了。”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宣裴村吕承勇说。
更为严峻的是，像陈永田所在的郊区农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政府为了完成“占补平衡”任务，“只能这里开发一点，那里开发一点，只求凑够数量，结果没几年，这些小块的劣质农田又成了荒地。”
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山区村、土地富余村觅得了“赚钱”机会。要完成占补平衡这个“死任务”，自己没地方造地，怎么办？出钱向能找到地方造地的村庄购买指标，这样，需方实现了“占补平衡”项目顺利落地，供方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资金，唯一无人过问的便是造的地能不能耕种。
吕承勇等不少农民表示，补充耕地条件差有客观环境限制，“那些地方本来就是荒地，村里、农民都不愿开发，现在为了完成指标而开发出来，质量怎么能好？”但“办法也有”，就是舍不舍得花钱、花工夫？
记者注意到，由于缺乏利益补偿机制，部分农民对耕地保护冷漠。在嘉兴、丽水等地，部分国土部门确定的基本农田无人耕作，处于撂荒状态，土地质量逐年下降。“划入基本农田也没什么补贴，在家种地还不如出去打工。”丽水市七百秧村党支部书记吴军松说。
而在进行耕地保护补偿试点的台州临海市，情况则大不相同。记者在临海市上盘镇的标准农田示范区看到，这个区域的3万多亩农田连成一片，田成方、路成网，田里种植的西兰花长势很好。
上盘镇上盘闸村党支部书记王茂兴说，村里有600多亩土地被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土地质量大大提升，农民纷纷种植西兰花，每年收成都很好，一亩地能收入7000多元。“而且种好、保护好耕地每年还有200元的补偿，农民的积极性更高了。”王茂兴说。
作为耕地保护的一项基本政策，“占补平衡”为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一些新增耕地“看起来很美”，“占优补劣”、“硬占柔补”等问题突出。在“占补”数量平衡的同时提升耕地质量，是不少农民对耕地保护工作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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