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伟 香港报道
现年64岁的打工者孔允明，终于等到令他有权获得香港社会福利的判决。但是，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却可能再次引发香港社会对“外来潮”的焦虑。
12月17日，终审法院五位大法官一致裁定，香港政府要求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下称“综援”）须居港满7年的要求违宪，推翻了两个下级法院判决，将综援受益人身份从香港永久居民扩大至居住满一年的以定居原因来港的香港居民（即单程证持有者）。
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2004年1月1日起社会保障署对申请人增加居港须满七年的限定。
这一“省钱”理据遭到终审法院的驳回，常任大法官RAV Ribeiro以统计数据为据，强调7年限制能够为政府节省的资金微乎其微。
这一判决却难免让人联想到12年前的庄丰源案，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直言，在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当时认为回归43个月内，内地人在香港所生的子女不过1991人，但现在已经增至约20万人。
“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终审法院的判决作为判例是会对其他案件带来影响，但这次仅是就综援问题，其他社会福利是否会受到影响并不确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弘毅强调。
7年新规缺理据
孔允明2003年嫁给领取综援的香港永久居民陈某，2005年12月获批单程证来港，抵港次日丈夫便去世，她无家可归，要住在露宿者庇护中心，兼职两份散工。2006年，孔允明申请综援被拒，也未获得社会福利署署长行使酌情权。2009年，孔允明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认为政府居港满7年的规定违反了《基本法》，但在原审及上诉时均败诉。
“《基本法》中"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就是此次上诉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法官RAV Ribeiro在判词中指出。
《基本法》第36条规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法官RAV Ribeiro认为，第36条是宽泛地赋予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社会福利的宪法权利，既然综援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安全网”，这项福利显然应属于《基本法》第36条中所称的“社会福利”。
“法院没有对社会福利权利的范围做出界定，只是指出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中应包括综援，但并未指出在综援之外，社会福利还包括哪些内容。”陈弘毅解释。
政府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有约38万人领取综援，而到2002年底领取综援人数已增至近47万人。而当时政府正面临财政赤字问题，为减少赤字，政府提出对综援申请人的居港条件从1年增至7年，自2004年1月1日生效。
“她（孔允明）的收入水平大部分时间都低于社会福利署拟定的满足基本需求的水平，住满7年的要求令她失去了原本可以保障其生活水平的安全网。”法官RAV Ribeiro指出。
他用一组数据来反驳了政府通过提高年限要求来“省钱”的理据：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02年度综援支出总计144亿港元，其中新移民申领额仅占12%，即17亿港元，即便当时已有7年限制，仍有9.64亿港元要支付给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另有7.64亿港元是无论如何都要支付给已经是香港居民的新移民。
此外，法庭还指出，这项限制还与政府签发单程证让家庭团聚、输入年轻人口改善人口结构等政策方向相违背。
“今次法庭的裁决事实上是在时间安排上返回2004年以前，因为当年以前是有一年的居港要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在现阶段，还难以作出预测、评估，仍需时间才能判断取消7年限制的影响。
压力是否可控
从医疗资源、奶粉资源再到社会福利资源，孔允明案无疑再添压力。香港社会对此意见不一，以叶刘淑仪为代表的人士担心，终审法院的裁决会让香港再次陷入庄丰源案那样尴尬的境地。而工党主席李卓人等则认为，数据显示，居港年期限制与申领综援人数没直接关系，相信同类安排不易延伸至其他社会福利。
“和庄丰源案不同，这是关于新移民综援申请的问题，而新移民的数量是有限的。”陈弘毅指出，另一方面即便是持单程证来港的新移民，也并不一定会申请综援。
从回归后开始推行的单程证政策，旨在帮助家庭团圆及改善本地人口结构。现在，单程证实行配额制，每天有150个配额，每年输入人口约5.5万人。
香港政府的统计显示，从1999年至2002年间，领取综援的新移民仅占全部领取综援人数的12-15%。而过去30个月里，综援数目已经持续下跌，根据最新的数据，申领综援的人数跌破40万，约39万多人。
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尊重裁决，但说这可能影响福利和公屋政策，要求政府解释裁决的影响以及提出解决办法。
“终审法院做出判决主要是根据1997年综援政策作为基础，然后再来考虑97年以后的改变是否合理合法，”陈弘毅强调，考虑其他社会福利措施是否受到影响，一个关键是要看该措施是否在97年之后有重大改变。（编辑 衣鹏 张凡 申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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