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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彬称，目前，机构预计明年M2增长13%，新增人民币信贷增长9万亿元，与今年的目标值保持一致，以体现稳健原则。但鉴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及实体经济对融资的需求，明年M2目标值定在13.5%、新增人民币信贷定在9.5万亿元更为合理。
为实现上述目标，体现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可以考虑适当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2次。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将推高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有利于缩小中美利差，建议人民币法定存贷款利率保持不变，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在保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金融要素价格改革，发挥利率和汇率在优化资源配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可尝试简化法定存款利率期限品种，扩大同业存单发行和投资的主体，引导商业银行贷款基础利率（LPR）与同业存单利率的联动。明年上半年可考虑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区间放宽至±2%，减少对中间价的干预，避免再度出现中间价的确定与市场供求关系较长时间背离。人民币参考篮子货币中应增加非美元货币的比重，同时进一步扩大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加强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协调，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步伐，大力发展规避市场风险的衍生品市场。
他还表示，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大背景下，明年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易升难降。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是实体经济自身、影子银行、银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实体经济自身看，近年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二元化”问题较突出。受产能过剩困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20个月同比负增长，今年前11个月同比负增长2%，由于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实际融资成本相当于8%，而同期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99%，快速上涨的地价和房价以及看好未来的预期，使房地产业对利率水平不敏感，吸引各类资金持续流向房地产行业，结果必然是其他行业感到“融资难、融资贵”。
从影子银行体系看，它的快速膨胀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推高了融资成本，大量最终由银行兜底的项目绕道信托、证券、基金等通道，银行风险没有分散，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就银行而言，负债成本持续攀升必然推高贷款利率。金融脱媒使银行活期负债比例持续下降。2011和2012年，企业和居民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为48%和42%，今年前11个月进一步下降至39.6%。同时，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路走高。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20%，准备金利率为1.62%，10多万亿元的低息准备金也推高了银行成本。
因此，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需多管齐下。首先，要打破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的“神话”，约束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降低资金价格不敏感行业的资金需求。其次，取消部分金融行业的制度红利，压缩实体经济融资链条。第三，提高银行的放贷能力，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降低贷款利率的积极性；强调新资本协议中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的作用，淡化甚至取消信贷额度和贷存比等传统监管指标。第四，发挥央行金融市场稳定作用，加强对流动性前瞻性预判，提高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运用的频率和灵活性，保障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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