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希勒，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标普/凯斯-希勒全国房价指数联合创始人之一，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有《非理性繁荣》和《动物精神》。
“金融业一方面帮助我们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像此次危机中表现的一样，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给社会造成诸多伤害。在我看来，应对这种现象的最好方式并非钳制金融创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可以使金融业更加民主化。”
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表达了对金融创新与众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这本新书的主题是在讨论一个更深切的命题：金融资本主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关系。那么，金融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利器吗？
罗伯特·希勒曾试图纠正上述偏见。在他看来，需要做的不是否定金融制度，而是如何改造它，使之更加民主化，防止其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的随机性。金融危机警示我们，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恢复“金融是全社会财富的托管人”的理念。
罗伯特·希勒也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专业金融人才还远远不够，比如起草并监督金融合约的专业律师；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中国可以考虑编制不平等指数。
金融民主化可以降低社会不平等
王尔德：
您出版的书叫《金融与好的社会》，那么金融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罗伯特·希勒：
首先，每个人都需要金融，金融与每个人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关系。每个年轻人都想在这个世界留下点印迹，想一想你所能完成的任何活动，你能找出一件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影响的事情吗？
以古希腊诗人荷马为例，他是个盲人，假如他并非写诗，而是在脑中写并记住它，那他的确可以自己完成并且不需要金融。而实际上，要做一个好的诗人，你就必须有听众，你需要出版商、图书馆，甚至电视、广播，而这些活动都需要钱。这些都说明了人们需要筹措资金。而当我们在欣赏那些书籍时，其实背后是图书馆筹资活动。之所以一千年前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是因为没有像我们现在“融资”这样的资金筹措活动。其实，我认为荷马也有在进行筹资。他要游走许多城市去收集民间传说，所以他必须有一艘船，和一个带领他去各个城市的船长。到达了城市以后，他又需要找地方去朗诵他的诗歌，比如市中心的剧院，所以这个需要建筑起来，还需要定时清理。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荷马背后是由一个强大的组织所支撑的，这就是为何他如今还被人们所铭记的原因。
再者，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平等，人人相互尊重和欣赏。而一般人认为，金融所代表的财富的理论与实践，是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的。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初衷。
王尔德：
您在书中提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为什么这么说？
罗伯特·希勒：
首先，邓小平说过，在走向繁荣的进程中，有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所以不平等程度的升高可能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而金融创新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导致不平等的特殊因素。只能说最近这种不平等更加激发了金融创新。
我认为，金融本身能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能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金融民主化可以让人类世界变得更好。例如保险，就是一种可以降低不平等的方式。一旦有灾难发生，比如你的房子被烧了，那么保险就可以防止你因此而变得一贫如洗。所以我是认为金融民主化有可能会降低不平等程度。我这里说的“民主”并非指选举，而是指人们可以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活动，包括金融市场。
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
王尔德：
在金融民主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但金融创新越来越复杂，即使专业人员也无法完全看懂，这种大众参与是否会沦为形式？
罗伯特·希勒：
我觉得需要一个领导者，这样一个角色由政府或者执法部门来担任就显得特别有效。通过领导者，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让金融更广泛地渗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利。
目前，大多数人很少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他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这些销售人员则没有动力把本应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我所号召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而目前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些专业人员的信息。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
我也建议，让大众能够全面获取相关金融信息，能够通过人工及电子的方式积极且理性地把握机会，从而保证民众是当代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而非各种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
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于大众的参与，我并不认为金融创新会来自那种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学外语，一生没有出去过、只待在当地的人（Local People），而应该来自于那些会外语，奔走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同时，为了避免你提到的那种沦为形式的参与，我们应该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要求，因为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
王尔德：
您刚才提到金融创新，那么您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的吗？为什么？
罗伯特·希勒：
金融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创新可能会导致这种危机的出现，但这并不表示金融创新本身不好。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出路，还在于金融创新。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
不过，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华尔街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心存良善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华尔街的文化。
建议中国政府编制不平等指数
王尔德：
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应该改善金融制度，以改善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您有哪些具体的改革建议？
罗伯特·希勒：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来迎接可能更大的贫富差距的来临。这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不平等。但是，现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好好讨论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在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规划，比如30年的规划，这和目前通行的五年计划不同。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法国的例子。当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提出的最高75%税法议案获得法国议会通过时，人们都震惊了。这个议案指出，要对个人所得超过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的个人所得税。该议案可能会在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两年。但是普遍的反应是，这个比例太高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平等程度变得那么可怕，这是政府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类似于法国，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出一份报告，比如20年之后会对个人所得超过1亿元的人征收最高多少比例的税收时，人们就可以开始面对现实并讨论这些问题，并最终获得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
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在不平等现象指数（我也曾将其称为不平等现象保险）的指导下，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他们反而应该提前编制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在我们知道收入差距将要扩大之前，在人们知悉实际上谁会被征收更高税金之前，强制推行这种指数系统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是一种金融的解决方案。所以编制这一类指数的意义在于管控风险，也就是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出现之前就做好准备，这与保险合同十分类似。实际上，不平等现象指数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针对不平等程度的保险。
不平等指数可以有两种编制方法：一种能够逐渐使不平等差距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则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以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其目标就是单纯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本文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2月10日2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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