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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是，“18亿亩红线”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吗？反过来说，中国为了粮食安全需要坚守“18亿亩红线”吗？
要阐明这个主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破题。
问题一：中国需要多少粮食？或者说，中国需要多少耕地？
笔者以中国营养学会提出中国人（成年人）的营养金字塔为基础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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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学会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中国成年人每年需消费9公斤油脂，70公斤左右肉蛋鱼禽，36公斤奶，18公斤豆制品，180公斤主粮，180公斤蔬菜，70公斤水果。鉴于继续增长的人口数，以及在流通和消费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和浪费，以及安全余量需要，则需要在满足本身需求同时再增加20%到30%的余量需求。因此，我们在前面的数据基础上，每个成年人增加20-30%的需求量。据此，可计算得，为了满足当前中国13.5亿左右的人口的营养所需和安全需求，每年中国需要1600万吨油脂，1亿2300万吨肉蛋鱼禽，6310万吨奶，3165万吨豆制品，3亿1590万吨口粮，3亿1590万吨蔬菜，1亿2300万吨水果。
由于我们不清楚油、肉、奶和豆制品与主粮之间的替代系数（即几斤主粮可以产出一斤油、肉、奶和豆制品），为此，我们以它们之间的价格来测度其替代系数。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价格比作为其替代系数，是非常科学的，因为按照经济学原理，边际产出之比等于价格之比时，生产者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当前，猪肉的批发价格约16000元/吨（牛肉、羊肉的价格是猪肉的大约3.5倍，但对牛羊肉的需求远不如猪肉；而蛋和鱼的价格低于猪肉，故我们可以认为肉蛋鱼禽的加权平均价约为15000元/吨），豆油的价格约为7200元/吨，牛奶约为7000元/吨，大豆约为4400元/吨，小麦约为2500元/吨，大米约为3200元/吨，玉米约为2400/吨，蔬菜约为1500元/吨，水果约为3000元/吨。依此，我们可以计算出肉蛋鱼禽、豆油、牛奶、豆制品、蔬菜、水果与主粮的替代系数大约为6、2.9、2.8、1.8、0.6、1.2。折合之后，中国一年需要的肉蛋鱼禽、豆油、牛奶、豆制品相当于10.18亿吨主粮或16.96亿吨蔬菜。
不过，肉蛋鱼禽、豆油、牛奶、豆制品、蔬菜、水果等并不一定都需要耕地来生产，海洋、山林、水库、河流、沼泽等也有产出。据估算，这些土地的产出至少可以占到总产出的30%。因此，需要耕地来生产的肉蛋鱼禽、豆油、牛奶、豆制品相当于7.126亿吨主粮或11.872亿吨蔬菜。而一般来说，生产肉蛋鱼禽、豆油、牛奶、豆制品所需的主粮和蔬菜比例是1：1，则全国一年所需要的、来自耕地的主粮为（3.563+3.159）=6.722亿吨，需要的蔬菜为（5.936+3.159）=9.095亿吨。
就耕地而言，南方的水稻是双季的，而中原和北方是一季，玉米和小麦可以轮种，蔬菜则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我估算，折合到单季，全国水稻的平均亩产量为0.5吨/年，而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分别为0.6吨/年和0.4吨/年，蔬菜的平均亩产量为2.5吨/年，水果的平均亩产量为1.5吨/年。我们假设全国18亿亩耕地中，有25%用来种水稻，30%用来种玉米，20%用来种小麦，20%用来种蔬菜，5%用来种水果，则一年的粮食产出为2.25亿吨水稻、3.24亿吨玉米、1.44亿吨小麦，9亿吨蔬菜，1.35亿吨水果。加总的主粮为（2.25+3.24+1.44）=6.93亿吨，超过需求的6.722亿吨！
然而，据统计，2012年全国主粮的产量仅为5.78亿吨，而进口了近7000万吨粮食。造成产量低于需求量的主要原因是抛荒（包括积极性抛荒）、不轮种和耕地它用（如种树、花圃等）。最保守的估计，全国的耕地中，至少有15%是被抛荒、不轮种和它用了的，如果加上这部分产量，则基本无需进口就可以满足全国需求。
而本文的有关耕地的单位亩产估计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考虑技术进步、所有的耕地都被利用以及更科学和更充分的轮种，则18亿亩耕地的产出将远远高于8亿吨主粮。也就是说，中国无需18亿亩耕地就能满足粮食需要！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也可以论证本文的推断。据报道，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也就是说，如果能充分利用粮食，中国人其实一年只要（5.78+0.7）x（13.5-2）/13.5=5.52亿吨粮食就够了。而生产5.52亿吨粮食，何须18亿亩耕地呢？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造成中国现在需要进口7000万吨粮食的最主要原因不是耕地不够，而是大量抛荒的存在、耕地它用和粮食的严重浪费。
问题二：不设“18亿亩红线”会减少耕地吗？
现在有一个普遍错误的认识，认为一旦放开18亿亩红线，就会导致城镇化对耕地的大量挤占，从而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据统计，现在的全国城镇建设用地是4万平方公里，农村建设用地是16万平方公里。以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了52.6%。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人所占有的建设用地是一个农村人的1/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个农村人转移到城市，那不仅不会浪费用地，反而会促进土地的集约和节约利用。假设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75%以上，即农村再转移一半的人口出来，并且按照当前的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利用率，则农村建设用地可以减少8万平面公里，约合1.2亿亩土地，城市则因此会增加约2万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约合0.3亿亩土地。一增一减之后，可以净增加0.9亿亩土地！
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国家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土地平整，这样，将促进农村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程度大大提高，从而进一步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耕地。
更重要的是，如果放开18亿亩红线，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城市的地价将会下降。地价的下降，则会降低房价。房价的降低则会加速农民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加速则会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用地效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在“18亿亩红线”下是无法实现的。
问题三：中国粮食安全的实质是什么？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获知，一是只要充分和科学地利用土地，中国无需18亿亩耕地就能生产出远超过需求的主粮，不会存在总量上的短缺；二是只要做好土地的平整和规划利用，则城镇化进程不仅不会减少耕地，而且会因为城乡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而“创造”出大量新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创造”又会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进一步破解总量上的短缺问题
。所以，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是总量问题。
真正的问题来自结构和质量。结构上：一是地区粮食供需不平衡。目前，中国主要有13个粮食主产省提供粮食，历史上中国“北粮南供”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改变，由于北方地区面临着缺水问题，现在是“南粮北供”。地区粮食供需不平衡，会引起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二是主粮结构不平衡。小麦和玉米基本上供大于求，而稻米和大豆则需要大量进口。三是高端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包括高端的肉类、瓜果、蔬菜、主粮等的需要远高于供应。质量上，则存在更多的问题：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超标、添加剂过多、“毒”产品泛滥……
因此，国家应该更关心中国粮食的结构和质量安全问题，而不是总量上的安全；更不是在没有科学研究之前，就轻易设置“18亿亩红线”。
问题四：为什么许多农民不愿意种粮？
粮食安全问题与农民种粮意愿息息相关。如果农民不愿意种粮，则无论你保持18亿亩还是20亿亩，都会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因此，破解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种粮意愿。
农民种粮意愿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农民种粮是否有钱赚！
这个有钱赚不是说，种一亩地的收入大于其投入，农民就赚钱了；而是由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与在家耕地的收入相比较而决定的。如果农民外出务工的总收入大于在家耕地的总收入，则他们就会选择在外务工。就当前的多数农民而言（尤其在南方农村），由于土地耕种面积小，农业的产出远远抵不上外出务工的收入，因此，许多农民就选择抛荒或者只种一季。即便有些农民选择留守农村种田，但基本上也是女性或50岁以上的男性农民，由于其体力和知识限制，这种农业主力劳动力也限制了农业产出的提高。
从现实来看，影响种地与外出务工收入比的原因有四：一是城市务工的收入增长情况，二是土地耕种面积，三是粮食价格，四是种粮的农药化肥等投入成本。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等的限制，现有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很快，这就使其种粮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抑制其种粮的意愿。由于农村产权的不明晰和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很难形成规模经营，也很难推进农地平整。规模经营的缺失，又会使农村滞留大量的劳动力和降低农业的收入。由于价格管制，我国的粮食价格相对全球来说，是比较便宜的，这也会抑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农药化肥和农业人工成本的上升，也使得很多农民不愿意种田。
总的来说，中国并不存在总量上的粮食安全问题，无需设置“18亿亩红线”来确保粮食安全。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加快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使土地得以规模经营，也使农民加快转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在城市安居乐业；同时，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平整和加大对“假毒劣”食物的打击。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爆发粮食安全危机。
唐志军为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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