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表示,中小城市不必模仿大城市盖高楼
城市和人一样是有“身份”的
一头银发、温文儒雅,南方日报记者面前的全球城市规划界泰斗刘太格先生,显得平易近人、神采奕奕。
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远在新加坡的刘太格十分关心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直言不讳。
刘太格说,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但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把此类形象工程囊括在内,多数是将其摆错了位置。“不客气地讲,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杂货店’。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做少数亮点的工程,而其它多数的建筑应该做成背景式的建筑”。
在刘太格眼里,交通规划不合理也是许多城市的通病。他说,现在很多城市都流行建高架桥,这并不是一个好东西,相反,高架桥过多其实是城市规划不十分科学的印证,因为没有规划好,才需要这么多的高架桥。
如何从制度上来引导,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刘太格认为,在规划层面,首先应编制出主要城市群发展大纲,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镇)的环境负载力、人口承载力、产业布局。相应的,公共资源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应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
人物名片
刘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1979年-1989年),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1989年-1992年),期间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他也是全球城市规划界的泰斗。在中国,刘太格是佛山市、珠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等地的规划顾问,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评审委员会主席,都江堰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
谈城市规划
高密度城市也可以交通顺畅
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
南方日报:中国有很多人到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有哪些做法值得参考?
刘太格:以规划为例,新加坡政府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对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等等进行高度控制。这种做法和西方、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在上任时取消了所有的规划,当然现在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
我做过一个比喻,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新加坡又有所不同,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新加坡的做法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都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它是从1974年开始建,一直到现在还有新的建筑在建设。除非这个建筑是高水平的、重要的、付得起地价的,否则不能进入,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发展的速度?答案是不会,因为做全市规划时,规划有几十个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这边进不来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保持中央商务区的高档次,档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这也保证了发展的速度。这说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初期的快速发展,和长期的系统化发展。我们有了方案之后更是严格控制执行的,而且速度一点不放慢,其中的关键是做成一个好的规划。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相比亚洲的其他国家,新加坡规划方面还有哪些不同之处?
刘太格:新加坡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花园城市,其实花园城市是成本很低的形象工程,种树比盖房便宜很多嘛。我经常跟他们补充一句话,我们这里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花园城市,主要是我们只种树和草,种花是成本很高的,要是再加上亭台楼阁、假山等,成本就更高了。
来过新加坡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交通很顺畅,给人的启示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同样是可以把交通搞好的。
另外,我们对整个市容的规划和设计的要求做得比较精细。不过,不要为了精细而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整个城市宏观的理念要抓准,如果这个宏观的理念没有抓准,你做得再精细,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中国有句话说,要胆大心细,谋定而后动。我过去当局长的时候,我做方案的期限是一百年,因为在新加坡,地方非常小,一定要做一个远期的方案。
谈城市交通
靠拓宽道路解决拥堵是错的
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因为你如果把规划整体考虑后,提前规划的快速路路线是可以做到地面的。而建一条高架路费用很高、破坏两边的环境,还降低了高速路两侧的房价
南方日报:缓解高密度城市的交通堵塞,在规划层面就可以解决?
刘太格:我看到很多城市解决交通堵塞最土的办法就是把路加宽,再解决不了就找交通专家来帮忙。这个办法是错的,因为交通拥堵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就好像人体里面的血液不通畅,不能够独立地去考虑,要从整个人体考虑。比如交通要把人从家送到商业中心、学校或工厂企业,那么你要知道商业中心在哪里,这个要规划,规划的路跟商业中心怎么结合,这本身是一个规划问题,你不能说商业中心归商业中心搞,交通归交通专家来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怎么才能达到整体考虑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规划,而且是综合性的规划,不是分开来解决的。
南方日报:从技术层面来看,如何解决高密度城市交通堵塞的问题呢?
刘太格:目前,绝大多数的城市不理解快速交通的重要性,这个需要重视。
另外一个让我担心的是,很多人以为快速路和高速路一定要配套建设高架,我不这么认为。在新加坡很少有高架路。在我看来,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因为你如果把规划整体考虑后,提前规划的快速路路线是可以做到地面的。而建一条高架路,首先费用很高,第二破坏两边的环境,第三降低了高速路两侧的房价。
那么,新加坡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每个卫星城,住宅的占地面积大致是在45%,其他就是做道路、做学校、公园这些配套。所以住宅不要当做一件事来做,它本身就是综合性的。如果把这个卫星城做得百分百齐全或尽善尽美,那么很多人、甚至没有污染的工业一起在里面落户,人们就可以就近上学,就业和做消遣的活动。这样一来,到市中心的交通量就减少了,无形中就减轻了交通的压力。这个不是我们事后这么解释,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
南方日报:你特别强调快速路,快速路为什么这么重要?
刘太格:道路分快速和慢速,快速路一定要保证是快速的,从快速路下来再走慢速路。中国现在交通堵塞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快速车跟慢速车挤在一起,所以快速车快不了,慢速车也慢了下来。你看在新加坡从东边到西边,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因为快速路是绝对封闭的,所以它一方面是速度快,而且没有红绿灯,本身也体现了节能的理念。这样一来,慢速路也可以保持通畅。我认为,广东的快速路不够多。
谈小城镇建设
把村姑打扮成贵妇是个笑话
大城市就好像一个董事长,要穿大礼服,他太太要穿高跟鞋……中小城市可能是个青少年,乡镇还可能是个乡村姑娘。你是把乡村姑娘打扮成贵妇,这是个笑话,可是这种笑话是经常发生
南方日报:中国城镇化之路已走过30余年,期间经历了从支持小城镇到重点发展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径。如何在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刘太格:首先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重视规划,而且你们谈的是一个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我看到过去中国讲的城市规划,着重在大城市,其实如果能把乡镇或者中小城市的问题处理好,大城市就不需要无止境地扩大,规模可能会控制得好些。
我觉得你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大城市跟周围的中小城市、跟乡镇产生怎样一种关系?交通上要怎么处理,每个城镇的配套要跟大城市怎样产生关系?比如说,城市布局方面,这些年大城市不断膨胀,交通、环境不堪重负,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镇的发展动力似乎不足。这方面要努力。
欧洲的中小城市或者乡镇都有它的特色。尤其是法国,他们不单单是乡镇景观有特色,每个地方的烹调乳酪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中国同样有这个条件,你们每个镇的传统建筑都略有区别,尤其是岭南与福建的,跟北方是非常明显不一样。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资源。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国家,那时候就要考虑享受、考虑文化、考虑寻根等等。所以,现在乡镇的这些东西,要把它保留好。
南方日报:如何构建更合理科学的城市布局?
刘太格: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可否认。不过即使你把它规划得非常完善、管理得非常完善,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就是密度比较高、生活压力比较大、城市跟自然环境的距离比较远。有些人不喜欢这种生活,就跑到中小城市去。比如伦敦,它周围的剑桥、牛津是中小城市,都很优美的,所以可以在那边住、在那边工作、在那边生活,偶尔需要大城市的配套,才坐火车到伦敦去。
所以我刚才强调你们的城乡统筹,一定要把中小城市,甚至乡镇建设好,交通搞好,配套尽量做得尽善尽美,它的魅力是跟大城市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有个通病,大城市有什么,很多小城镇也要复制什么。比如一个乡镇也要起一个五十层高的写字楼。首先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第二你就没有扬长避短。所以我对中国的朋友说,你们中小城市要做到大城市做不到的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不盖高楼是不可能的,因为地价这么贵。但小城镇不盖高楼是绝对可能的,你要让大城市那些人一来到这里就觉得很羡慕:我们要是有这样的环境就好了。所以它各有各的魅力,大城市有它的经济活力和聚集优势,中小城市有环境的优势。我很担心目前中国一些中小城镇都想模仿大城市的倾向。
我认为,城市跟人是一样的,是有“身份”的,大城市就好像一个董事长,要穿大礼服,他太太要穿高跟鞋……中小城市可能是个青少年,乡镇还可能是个乡村姑娘。你是把乡村姑娘打扮成贵妇,这是个笑话,可是这种笑话是经常发生。
谈城市“身份”
“城市银河”由“星座城市”组成针对单一城市,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长远、科学的规划方案,不能因为城市领导的变化就动辄更改规划,特别是在规划中不要乱建地标性建筑
南方日报:如何从制度上来引导,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刘太格:在规划层面,首先要编制出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大纲,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镇)的环境负载力、人口承载力、产业布局。相应的,公共资源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应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
与此同时,中小城镇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密度从高、中、低要有所分别,我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定个政策、标准;第二,每个地方交通要搞好,因为交通一方便他们就不会觉得乡镇太远;第三,每个地方应该尽量把配套做得尽善尽美,同时每个地方的特色都要把它保留下来,包括老建筑、自然环境等。
南方日报:对于当前中国在推动的城镇化,从规划的技术层面,你还有哪些建议?
刘太格:我发现很多城市有几件事没有搞清楚。比如快速路的概念不很强;第二就是交通与商业的关系,不是很清楚;第三就是卫星镇里面配套要做得尽善尽美,减少交通必要性。这些都不是很清楚。
此外,城市的“身份”不是很清晰。针对单一城市,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长远、科学的规划方案,不能因为城市领导的变化就动辄更改规划,特别是在规划中不要乱建地标性建筑。城市的规划就如同一部交响乐,“独唱”太多就会很混乱,所以,城市中的背景建筑最好是统一、连贯的。而像巴黎那样在大的框架下,根据时代变化来不断在细节上调整,在持续上百年后,已经成为现代都市规划的典范。
对于一个大的区域来说,可以按照城市功能,进而将其规划成一个“城市银河”,而“城市银河”则是由“星座城市”组成,每个“星座城市”有2000—-3000万人口,向下分支会有3到6个300—5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有3到6个兄弟,都能独立成为一个小“家庭”。我们把每个城市都看成是“家庭”,一定数量的“家庭”形成一个大家庭,即“星座城市”,每个大家庭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家族,即“城市银河”。
通过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规划方案,能够从基础框架上给一个城市定调,同时也会解决现在诸多城市功能重叠的现象,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片区实际上就是卫星镇,它底下是小区,所以我住在小区,我要买肥皂,我就在小区中心买;我要买电视,我到卫星镇中心;我要名表,可能到片区中心;我要买古董,可能到中央商务区去,这样每个地块我们尽量给它配套足够。就比如长三角除了上海这个中心,还有五六个重要城市,每个城市是一个“星座”,每个“星座”底下有“月亮”、有“星星”—就是那些卫星镇等。
另外城市细胞与细胞之间都要有绿化带。好像新加坡,每个片区和片区之间都有绿化带;在片区下的卫星镇之间,也有绿化带;小区与小区之间也有绿化带。(记者 龙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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