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过去，展望未来，是例行公事。对于2013年和2014年的全球经济来说，这是一件必须的功课。
过去一年，系统性风险有所下降。欧洲各国因为稳定欧元区的需要而团结在一起，欧洲央行和德国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中国完成了领导层交接，并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政策方向：国有和私有部门将更加公平地展开竞争，而市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德国大选结果表明，其政策将延续，尽管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似乎不可避免。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只不过使新兴经济体出现了短暂的动荡。但上述经济体正准备迎接以增长暂时放缓为特征的高利率时代。
在美国，年增长率渐高而失业率渐低。公众普遍对两极分化、陷入瘫痪的国会不满，也许正是这促成了两党预算协议，降低了政治风险。尽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我们大可以寄希望于务实和折衷将战胜政治极端分子自以为是的道德感。没人愿意用次优甚至次次优的方案将就，但美国当下的现实就是如此。
放眼未来，我们可以预见，许多经济体将逐渐修复资产负债表，走向平衡增长模式，但这并不等于全面复苏。在欧洲，单位劳动成本进一步趋同和旨在增强结构性适应力的改革仍未实现。在美国，公共部门投资长期不足是阻碍增长潜力实现的主要因素。
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最近提出的方案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将短中期财政刺激与多年期财政巩固计划相结合，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两党合作精神是否能延续下去尚不可知；显然，做出可信长期承诺的政治挑战依然巨大。
谨慎乐观或许无可厚非，然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使得收入和财富大大向富人集中。这不仅使收入不平等严重并不断加剧，还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流动性下降，机会不平等加剧，对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造成更严重的威胁。
我们知道上述趋势背后的一些原因。比如，在美国，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正在压缩各行业传统白领和蓝领工作岗位，使就业偏向非常规手工或认知活动。毫无疑问，这导致美国庞大的不可贸易部门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下降。在可贸易部门，自动化以及中层岗位流向发展中国家导致就业增长停滞，而人均增加值和平均收入却快速增加。
加剧不平等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失衡—教育质量与社区收入水平相关、技能训练跟不上雇主需求的快速变化。这既反映出公共投资不足，也反映出信息鸿沟的存在。由于对未来需求了解不足，劳动力市场无法达到均衡状态。
强大的技术力量和全球市场力量不单影响某一个国家，世界各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不同的结果则反映出各国市场弹性和社会政策选择的差异。这些不利趋势可追溯至1980年左右。在此之前，收入平均值与收入中位值之间的差距，远小于许多经济体今天的水平。这些趋势不大可能在近期减弱。
改善收入分配不均必然需要进行直接市场干预或改变激励。由于机会和增长相关，因此挑战在于尝试并设计多元方法，以实现或推进分配目标，同时使经济的结构弹性和动态效率的损失最小化。
大部分国家尝试通过向社会提供教育、医疗以及技能培训等基本服务与最低工资、累进所得税税制和物业税相结合，以解决分配问题。在一些国家，普遍限制收入和工资增长似乎已成为重塑竞争力、提振潜在产出的重要手段。
自2014年，追求平等包容的可持续增长模式将成为全球经济决策的一大特征。我们寄希望于商界和劳工领袖与政府、教育机构和公益界人士齐心协力推进这一日程。我们应当以曼德拉为榜样，发扬其慷慨崇高的精神。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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