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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2007年11月，广东东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33万美元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当中的3小时。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布莱尔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老干部，不担任公职后，多数都精神矍铄，退而不休。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老干部需要纳税人继续供养，而西方老干部则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积累的人脉关系，自谋生路。
不少公众耳熟能详的西方知名政客退休后喜欢来中国走穴，媒体经常将其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多数时间，维系这些老朋友靠美好的情感是不够的，他们个个身价不菲，利用中国咨询培训大市场挣得盆满钵满。
最受瞩目的无疑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2002年，他受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邀请，发表主题演讲的出场费达到了创纪录的25万美元。2003年，传出他代言温州一服饰的费用是200万美元的新闻。到2010年，他卸任后在全球巡回演说带来巨额收入，出版自传先收1500万美元订金，估计其身价高达3800万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500万美元身家。其实，克林顿不差钱，不少银子都会汇入其名下公益基金，为其赢得良好声誉和社会影响。
其实，中国最资深的美国老朋友是前国务卿基辛格。他1982年就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这公司只做两件事：1、如果你想去某国投资，他们帮你分析之后告诉你能不能去；2、如果能去，他们就利用外交关系，帮助企业在该国“找人”。但他把一年的客户限定在20家左右，并明确设定为商业行为，以避免政治风险。他还要求其所接受的任何项目，在给客户带来利润的同时，必须符合被投资国的利益——基辛格喜欢充当得到双方信任的中间人，而不仅仅是客户利益的代理人。基辛格同时是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2010年5月，美国运通第一次把它的高端核心品牌，带有“百夫长”标志的信用卡带到中国，而它的发卡合作伙伴，则是基辛格在中国精心挑选的第三家合作伙伴——招商银行。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2007年11月，广东东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33万美元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当中的3小时。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布莱尔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012年7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中国对媒体记者声称：“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尔森。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政府。”辞职之后，保尔森出任博鳌论坛理事。报道称，在去年的博鳌论坛上，保尔森提出计划写一本新书，主题是“有关中国和在中国做生意”。
这些国外退休老干部到发展速度最快、与全球经济迅速融为一体的中国捞金，体现出如下特点:1、这是一个将政治影响力变现的过程，任何在主要国家担任过要职的官员都是推动国家经济交往的宝贵资源；2、变现的过程是双赢的，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客观上也对企业和社会作出了贡献；3、他们挣钱的目的退居二线，而肩负责任、推动公益获得更大人生成就感和价值成为主要诉求；4、最关键的一点，变现的过程是阳光的、透明的，尤其是商业行为是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因此这些收入都是体面的、合法的。至少不会危及本国纳税人的切身利益。
也就是说，在卸任公职以后，他们迅速从公众供养转变成勤劳致富，曾经的权力只是完成了对下岗后发挥自我能力的镀金和升值，使自己的人生在合法体面的轨道上得到延续，这点和本国所有梦想改变自身命运的普通人在路径上别无二致。
希望这样的退休生涯能成为一个生动的镜鉴，发挥余热的底线是恪守制度的边界，将曾经笼罩在身上的权力光环变成自己继续服务社会的动力，而不是为子孙和身边人索取利益的工具。
一个时代要想有超越利益至上的追求，首先在于曾经的现任的权力拥有者率先垂范。当然根本还在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制度，将权力真正装到笼子里，实现真正的法治民主。
退休老干部可以有高额身价并因此致富，只是这个身价有市场确定，受到法治的制衡，并在阳光下兑现。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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