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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全日制本科毕业，就能给你办上北京户口。要价60万元，绝对靠谱，我朋友的叔叔是户籍科的，以前我们就办过。如果要一个全新的户口，名字年龄全换，像龚爱爱那样的，就贵了，得100万元。”如果不认识敖向东（化名），很难想象在户籍严格管理的中国，会有像他这样的一群人，专职贩卖合法“身份”：只要提供自己要求的名字、年龄、照片，他们就能给你一个全新的合法身份，一个毫无破绽的新户口--这样办出的第二代身份证，甚至可以通过公安身份识别系统全国联网查证。
“仅我知道的这种户口，就有71人，遍及全国11个省内24个市的32个区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一名志愿者仔仔（化名）说。
这是一个松散而庞大的户口贩卖网络，每个组成单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购买者-中介-户籍管理人员，有时还要加上计生部门和村（居）委会工作人员。
购买这些“身份”的人群，既有超计划生育的三岁以下儿童，也有生于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人--他们有人为了买房，有人为了骗取保险金，甚至有人因为遭到公安部门通缉急需一个新身份“洗白”自己，等等；中介们则谨守“行规”，并不过问“客户”为什么需要新的身份。他们关心的是价钱--要价随风险递增，最便宜的儿童户口要1-4万元，成人则要6-10万元，北京等地的城市户口，要价更高。“客户”提出要求后，在这个网络中的户籍管理人员会挑选合适的“挂靠”对象，中介通过计生部门或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具伪造材料，最后由户籍民警依据这些伪造材料办理出新户口。
这些新户口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些通过伪造材料进行虚伪出生申报，有些冒名顶替已经死去的人，有些通过虚假手续迁入，甚至还有一些是由中介自行申报的“囤货”，随时准备出售。无论哪一种，都与公安户籍部门的管理疏漏，以及个别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难脱干系。
一般来说，新生儿应持出生证、父母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赴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出生申报。户口迁移则需向迁入地派出所申请，依据迁入理由（如买房、结婚等）等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被投靠人的户籍证明，开具调户函后，再由原籍派出所开具准迁证方可办理。成人户口补录的情况较为少见，审核也相对严格，需要出具父母身份资料，能够证明申请人生活轨迹的材料，并经户籍民警实地访查约谈证明人后，报派出所或更高一级领导审核，方可办理。
由于部门区隔，导致出生、居住证明较难跨系统核实，人口流动带来的人户分离现状加大了民警入户访查难度，自落户开始，户籍管理就已埋下隐患。
在户口迁移环节，全国联网的实时户籍信息查询系统缺位，则为虚假迁移留下了空间。更不用说，户籍管理部门还存在一小部分内监守自盗的寻租者。
不存在的孩子
2013年6月，仔仔偶然得知有人通过网络贩卖合法“身份”。他经人指点，加入了一个名叫“黑户办理户口”的QQ群，在那里结识了大量“代办户口”的中介。当年12月，仔仔与敖向东接触，让他“帮忙给孩子上个户口”。
自称为人谨慎的敖向东要求仔仔出示自己和妻子的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这些正是为三岁以下新生儿办理户口所需的证件。尽管各省的户籍管理制度各有差异，但对新生儿出生户口登记，都有最基本的要求，即母亲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以及新生婴儿出生医学证明。若孩子为非婚生子女，则无需结婚证。“以前我还会亲自到人家去看一下孩子，万一这个孩子是被拐卖的，我的风险就大了。”敖向东说。
然而在仔仔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存在的身份证号以后，敖向东也并未起疑，反而为了获得“客户”的信任，出示了经手办成的户籍身份资料以供查证，并承诺“在公安系统查到再付钱”。这也是此类中介通用的交易手法：不收定金，办好户口再付钱。
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很快获得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按照仔仔的要求，这个孩子名叫杨智，出生于2012年10月18日。不过，当《财经》记者前往证明所署的出生地点河南省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查问时，该院妇产科负责开具出生证的护士却表示，这家医院所有出生证编码均以“N”字开头，这张以“M”字开头的证明，绝非出自她本人之手。其出示的出生证登记册亦证明了这一点。
再三追问之下，敖向东承认证明并非出自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而是出自他计划为“杨智”办理户口的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的一家医院。“证是通过熟人开，肯定查不出来（是假的）。”他还解释了自己的操作手法：在其“代办”过的户籍中，挑选一位女姓充当孩子的母亲，让孩子随母亲落户，以此解决新生儿的姓氏问题--多数家庭会让孩子随父姓。
这样的操作手法看似简单，却十分安全。敖向东之前已在湖北、广西等地替人“代办”了许多户口，这些户籍材料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旦有了新的“客户”，他便可以在其中寻找合适的“户主”，充当新生儿的父母，或是成年人的亲戚。被利用的当事人，因其身份本身即为虚拟，对此并不在意。由此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成员彼此互不知情的“虚拟家族”。
2014年1月6日，“杨智”作为“李X晶”的儿子，成功落户于老河口市薛集镇老街1－65号。其实“李X晶”几个月前刚刚落户于此，至1月2日时，身份证还在敖向东手中。
与“李X晶”相近时间在同一地区办理户口的，还有齐X飞、何X、秦X毅三人，新户籍分别在三个地址。不过，由于人户分离（长期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同），《财经》记者在当地多方查访，并未见到他们。在这个居民之间几乎全部知根知底的小镇上，也没有人听说过这几个名字。
对于“杨智”的合法身份，敖向东的要价是2.6万元。他再三申明这个价钱十分合理：“‘打点’派出所的人就给了1万元，还有请吃饭510元，打麻将故意输钱600元。不给钱谁帮你办啊？都要冒风险的。”《财经》记者未能证实这一说法。户口办成后，仔仔通过湖北省公安民警违法违纪12389专用举报电话报案，暂时未获回复。
尽管各地规定略有差异，但在为新生儿办理户口时，若为非婚生子（不能提供父母结婚证明），多数户籍管理部门会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至少需要户籍所在地民警的调查核实，以及办证派出所的领导审批，或是有当地居（村）委会的证明。“杨智”如何获得上述证明并最终通过审批，不得而知。
事后，在北京交付户口时，敖向东因涉嫌伪造身份信息被北京警方查处。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
“灰色户口”链条
与敖向东手中的庞大“虚拟家族”不同，绝大多数“代办户口”的中介，选择的是另一种途径：根据需要办理新身份的姓氏，选择一户家庭“挂靠”。在《财经》掌握的名单中，不少新生儿的户口都是如此操作。
经仔仔举报，河南省南阳市已于2013年查处了一起这样的案例。当地警方透露，办理户口的是一名超生的孩子，由其家人通过关系，经辖区民警选择一户同姓家庭“挂靠”。这是民警和对方家庭之间的“交易”，被“挂靠”者完全不知情。
目前，“挂靠”户口已被注销，孩子的亲生父母受到行政处罚。不过，对这一“交易”的事后处理却浅尝辄止。当地警方称“未能找到法律依据”，涉事民警尚未受到处理。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当事民警己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有收受贿赂的情节，还有构成受贿罪的可能。
2013年12月河南商丘一起类似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商丘市公安局对外发表声明称，当地一派出所临时人员李某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找到该所户籍民警马某，马某按李某提供的信息，擅自为四名“新生儿”违规入户。现马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所所长被免职。
从事户政工作近30年的户政干部严明（化名）介绍，在“没有合法手续办理户口”的做法中，户籍警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很多派出所只有一名户籍民警，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样的警员要为别人选一户‘挂靠’家庭很容易。绝大多数家庭的户口本用个十几二十年都不会换，就算要换也由这名警员经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家中'多'了个人。这种做法背后都是利益，不单是一名干警，甚至可能涉及一个单位。”这位老警察认为，仅靠“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根本不足以撼动庞大的“灰色户口”地下市场。
除了公安系统的户籍管理人员，计生或卫生部门负责开具出生证明的工作人员，以及中介们贩卖身份所在地的居（村）委会，也是他们“打点”的目标。
在基层派出所办理户口，主要是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新版出生医学证明虽然采用了6项防伪技术，但同样可以造假。“因为出生证不像身份证，可以全国联网查询，派出所只能检查那张纸本身是否伪造，不能查证其中信息的真实性。”严明解释，医院或妇幼保健所的出生证是一年一领，虽然按照规定当年用不完的部分应予销毁，但缺乏监督机制，“这些证明落在部分工作人员手中之后，用来干什么就不好说了。”
成人落户漏洞更大，主要的依据就是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证明。“有的随便送个礼，村里就给你开个证明，说你长期在此居住，民警就算去调查，也很难发现。”严明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敖向东被捕后即供认，在一些交易中，他的“上线”正是村支书。
因为这样的漏洞存在，一些中介甚至明目张胆地制造假身份以便随时出售。仔仔曾在江西省南昌市碰到一位中介，对方随身携带一本笔记，记录着30多个身份，供“客户”随意挑拣。这些身份全部都是成人，且落户地址几乎都在湾里区招贤路的一所学校。经《财经》记者核实，这些身份真实存在。
这位中介自称，其是由当地公安的“关系”生成使用外省号码的身份证，事实上并不在当地落户，而是选择江西本地农村首次落户，再经户口迁移手续转至南昌市后贩卖。
仔仔据此向江西省12389平台举报，目前暂时未获回复。
“一人多户”乱象
对于“灰色户口”，成年人的需要大多是“一人多户”。不过，即便不是刻意经营，多重身份也不鲜见，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
严明介绍，在1998年全国户籍信息化的期间，因为录入人员多为临时招聘，且工作量十分巨大，出现了不少身份信息被两次或多次记录的情况。此外，迁出户口因工作疏忽未及时注销，当事人异地重新申报户口未通知原籍，或是死亡人员身份被人顶替等情况也不鲜见。这些因为意外增加的户口，同样成为一些人利用的对象。
河北省邯郸市的索亚男（化名）正是种情况。她早年被过继给舅父一家领养，尽管养父母为其重新申报了户口，原有身份信息却并未注销。因无力支付女儿的社会抚养费，索亚男决定卖掉一个户口换钱，向“买主”要价2万元。
她直接让男友将暗访的“买主”带到了派出所，谎称离家多年需要补办第二代身份证。对于这样一位出生于1982年却没有身份证的成年人，户籍室的工作人员尽管已经起疑，却没有进行太多盘问。即便“买主”回答问题时错漏频出，一会儿声称从未办过身份证，一会儿又称此前持有的一代身份证丢失，仍在系统中还存着“索亚男”第一代身份证照片的情况下，于10分钟内就完成了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手续，冒名顶替成了“索亚男”。
一位当地公安人员事后对此解释，由于目前正在进行户口清查工作，尤其强调第二代身份证换证率，“有个人要来办二代证，第一个念头是非常高兴，可能因此放松了审核。”他还表示，该派出所辖区近十万人，只有一名户籍民警，工作量很大，难以亲自入户排查，就连日常工作也依靠聘用大量文职人员完成。
据索亚男称，她原本是想把户口卖给另一个人，对方因为出了点“经济问题”，急于洗白身份，最终价高者得未成交。这让当地警方心有余悸。事发第二天，该所已将经办人员停职并开始全所整顿。
骗取保险金和逃避债务也是成年人办理多重户口的理由。“比如说你是张三，花十万买个户口，叫李四。然后拿着李四的身份证去购房，购车，办信用卡等等。办完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卖掉，买个死亡证明，把户口注销。银行要账发现人死了，就不再找了，成呆账了，明白了吗？”一位中介如此“循循善诱”。
长期志愿从事打拐工作的仔仔还担心，毫无证明材料，捏造几个身份就能为孩子“买”个身份，客观上为藏匿被拐儿童提供了条件。“如果身份被合法化，被拐儿童在法律上与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寻找起来肯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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