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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出现违约风险并不鲜见，此前的许多风险事件多是信托公司寻找重组方托底。但信托业是否应该给投资者“刚性兑付”，这一潜规则是否适应金融业的市场化趋势？
观察此次中诚信托风险事件，在中诚信托、工商银行、地方政府和投资者的多方博弈中，前三者都表示过没有“刚性兑付”的义务。但在实际的风险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信托融资方—振富集团矿产资源整合的实际支持，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信托的重组方至今也未浮出水面，有传言称是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
再观察处置结果，信托公司、融资方、投资者和工行似乎都没有损失，不仅投资者得到了7.5%的收益，更危险的是原本陷入危机的振富集团，做到了因债务“大而不能倒”，倒逼政府给予实质性的救助。但是，以行政干预的手段推进资源重组，把矿产资源许可给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这无疑将削减这些社会资源的整体效用。
总的来看，信托“刚性兑付”潜规则的危害有三：一是给借贷提供了信用背书，无法反映企业真实的风险水平，无法理顺资金价格；二是“刚性兑付”的惯例破坏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三是政府以公共资源支持化解风险的处置方式，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从这些角度讲，必须打破信托这类投资品的“刚性兑付”。
中国的金融市场，无法忽视二元结构问题。在资金利率方面，一是体制内企业享受的优惠利率。这些企业和部门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和行政干预，能够得以享受优惠利率。二是体制外企业的高利率。民营企业和居民部门，因为资金供给不足而必须承受高利率。这种二元结构是信托、理财产品、有限合伙基金这些影子银行迅速膨胀的原因。这种资金价格落差就是金融抑制造成的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目前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其实就是资源重组的过程，也是这两种利率并轨的过程。但“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无疑是这一进程的反作用力。
只有通过适度违约，扭转“刚性兑付”和政府“隐性担保”预期，二元化体系的利率才能并轨。只有参与者有风险意识，金融市场才能有效率。
此外，信托产品的风险在逐渐暴露，“刚性兑付”潜规则能否保持不破？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周期，在数次下行周期中，金融部门的风险都是从信托部门开始暴露，这也是信托业5次治理整顿，以及银监会成立后更换信托牌照的原因。
作者：刘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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