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闽一带人有着“早上不讨债”、“欠债不过年”的习俗，在他们看来，如若不是会让来年“没头彩”和“倒霉运”。然而，纵有千百个不情愿，从商10余年的建筑材料商陈总今年第一次破了这条规矩。其资金链之紧可见一斑。
陈总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春节前几天，他不断向一家建筑公司和一家下游转手建材公司打催款电话，甚至急得一早登门“讨债”，催促对方还清公司垫资铺货的货款；而他之所以着急，是希望能在节前还清他自己对上游批发商的应付款。
造成陈总企业年关难熬的原因，除了“三角债”，还有贷款难。
“不是我的企业通不过银行的审查，而是银行自己没贷款额度，叫我再等等。”陈总向本报记者抱怨称，“资金链太紧，企业快做不下去了。”
贷款额度卡在哪？
像陈总这样遇到贷款久拖不下的，并非个案。上海一家股份制银行支行行长告诉本报记者，上级行现在“按日”卡定额度给基层行放贷，很多企业确实还在排队“等贷”，这种做法发生在年头还是首次。据他从同业的了解，当地不少中小银行，尤其是几家总行在浙江的城商行，年头信贷额度都管控得比往年同期严格。
不过，从整体信贷数据来看，“年头冲贷款”的节奏似乎并未改变：有媒体报道，四大行今年以来截至1月26日的贷款投放已达约4300亿，业内人士预计1月份全行业新增贷款将追赶甚至超过去年的1.07万亿。
事物总是有着复杂性。为什么整体的数据和基层的感受背道而驰？一名大行的信贷管理人士向本报分析称，2013年年底的流动性环境从紧是原因之一，不少本该在去年拿到贷款的企业被硬生生拖到了今年年初，其中不少是大额授信，因此占用了贷款额度，对一些中小企业也可能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数据上的井喷和企业感觉上的“贷款难”同时发生。
其次，在“存贷比”管控仍未放开的前提下，面对互联网金融吸存的挑战，IPO大规模重启的事件性冲击，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财政存款补缴、春节现金漏损等时点性冲击，上述大行信贷管理人士认为，必然有一些银行“顶不住”，存款负增长严重。对这些银行来说，年头的贷款额度就会受到限制。
原因之三，在他看来，是在这一轮同业业务监管趋严之下，表外融资扩张承压并慢慢向表内转移所致。他预计现在到未来一段时间内，银行通过非信贷渠道走的实际的货币创造行为会部分回归表内。亦即，会占用信贷额度，使信贷数据“看起来上升了”。
具体到陈总的企业，上述股份制银行支行行长表示，这一波银行业的信贷结构调整中，浙闽一带的轻工业和批零行业成为了银行的“眼中钉”，很多银行已经“内部叫停”。陈总企业能够排队“等贷”已属幸运。
此外，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上述大行信贷管理人士认为，银行能在年头就加强额度管理本身是好事，这也符合监管层对银行合理安排贷款投放节奏和防止资产过快扩张的要求。
三角债日趋严重
虽然企业办在上海，但陈总和他的上游批发商“债主”来自沿海省份的同一个县城，回家过年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来都“欠债不过年”的陈总今年硬是没还上债。他告诉本报记者，过年那几天，他没事都不好意思上街转悠。
“从前那种过年过节衣锦还乡的感觉荡然无存。”陈总说。
本报记者近日走访浙闽若干地区发现，从小企业主的自身感受来看，民间三角债在近两年里日趋严重，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部分地区，大多数企业乃至家庭或多或少都同时有收不回的外债、还不上的欠款。
官方统计数据亦显示同样征兆。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包括浙江、福建在内的东部地区1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全部呈现同比上升，部分省份升幅超过10%。
企业应收账款上升意味着现金流吃紧。上述大行的信贷管理人士发现，从经济周期来看，一波经济过热衔接一波银根收紧，难免会在微观企业层面造成现金流紧张，而爆发点则往往是一些融资高杠杆行业，带来严重的三角债。上世纪90年代的三角债高企即是如此，而眼下，4万亿过后，银行已经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对部分行业的贷款收缩潮。
除此以外，民间高利贷从繁荣到崩盘也是重要原因。以陈总为例，占用其资金的一家下游企业并非经营不善还不上债务，而是已将资金高息拆借出去却收不回，成为了另一家公司的债主。
在本报记者走访中，这样“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的事例不胜枚举。福建某地地方商会去年曾试图组织当地籍贯的企业主进行三角债登记、统计管理，希望能够抵消一些互欠的债务或进行一批债权转让。然而，盘根错节的债务链条最终让这一计划破产。
三角债非但盘根错节，目前一些债务还蔓延到了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如一些拖欠诸如陈总等材料商垫资货款的建筑公司就在其列，而拖欠了这些建筑公司资金的还有大型房企甚至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从上市公司报表来看，近两年来应收账款总额居高不下。
此外，陈总告诉本报，此前广泛流行于浙闽一带商圈的企业间联保、互保，也在这一波经济周期中加剧了“三角债”的堆积，并且仍有蔓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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