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橄榄绿越野车从长江堤干上转了120度大转弯后，缓缓驶入大王庙村。虽然已过立春，村子里的树枝却仍干枯着，公路边的小河道里堆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水泥路上也积攒着厚厚的灰尘，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门口的刘诚新远远看着这辆车子离自己越来越近，他知道车上坐着大儿子和儿媳，虽然家里有很多烦心事儿，他还是去迎接这两年一次的团聚。
大王庙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庙村在湖北监利县，距离省会武汉244.6公里，离荆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刘诚新是土生土长的大王庙村人。
大王庙村如今有近200户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节，走在村子里见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门紧闭的房屋。
“这两年，村子里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别墅洋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但常年都没人住。”刘诚新说，“这都是在外打工挣了大钱的，不像我们，还守着几间平房”。
事实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刘诚新也挣了一些钱，不过这些钱全用在供两个儿子上学以及治疗母亲的病上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刘诚新大半辈子都相信只有读书才能让两个儿子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
1996年，大儿子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2000年，小儿子也考上了重庆大学，令刘诚新脸上颇有光彩；本科毕业后，两个儿子又相继读研深造，成为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那时候走在村子里，大家都说特别羡慕我”。
然而这种境况并未持续太久。近五六年来，村民们相继开始修小洋楼，刘诚新的6间黑瓦红砖小平房在各种欧式、北美风情洋楼映衬下也显得尤为扎眼。“我不爱住楼房，但家里有两个‘出人头地’的儿子，不修洋楼会惹村民笑话。”
面子上撑不住的刘诚新自2012年起便同两个儿子商量修洋楼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儿子们并不同意。“大儿子在北京的医院工作，小儿子也在另一个直辖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结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里，大王庙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刘诚新说。
城市扩容让农民变居民
修小洋楼，已是当下大王庙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继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继续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庙村，让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的刘其亮感觉越来越陌生。农历春节，他带着一口普通话的媳妇在村子里转悠，幼时房前屋后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别致洋楼；围绕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废水沟，他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
刘其亮是理解父亲刘诚新修洋楼的，但和哥哥刘其忠一样，他们都认为，对于老刘家而言，大王庙村已经不是一个选择。
刘其忠的妻子老家位于湖北荆州市郊区，距离市区仅十几公里路程，同大王庙村相比，那里的地理区位显然占尽了优势。这份优势的直观反映便是随着荆州市区的不断扩容，以及周边工业区、开发区等系列建设规划，刘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会被纳入规划之中，村民的房屋会因征地得到相应的补偿。
“我爱人他们家的亲戚都在这两年修了大房子，两层、三层、甚至还有四层的楼房，因为征地是根据房屋面积来折算补偿金，所以有资金实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刘其忠说，当地村子里还有一些贷款修房子的，为的就是在政策出来前抢到“入场券”。
刘其忠明白，城市扩容、征地、让农民变为城镇居民，这是城镇化的必经过程；不过在当地多数已进城务工多年的老百姓眼里，土地的意义正在减弱。
令刘诚新颇为忧心的是，传了好几年的征地直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周围有两个村子都已经撤村建社区了，就他们那个村子还没有动静，你说躁人(当地方言，表示“很烦恼”)不”。
自家的农村土地谁来种
由于小儿子娶了外省媳妇，原本每年春节回家的频率也被迫改为两年一次。今年春节的大团圆让刘诚新足足等了两年，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除了房子，刘诚新还牵挂着另一个人，那就是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长沙做环卫工人的弟弟清扫大街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如今快两个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刘诚新的弟弟和他一样，半辈子都在城市里打工，如今也快60岁了；和刘诚新不一样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丢失了在大王庙的家，房子早已破败不堪无法入住，妻儿也已远走他乡。
事实上，这在上亿外出务工者中并非孤例，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观、价值观都在影响着进城农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数；而随着年龄增长，远离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开始扑面而来。
在刘诚新看来，弟弟的车祸不过是把终究要面临的问题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脑一直不清醒，必须要有一个人随时看护。”刘诚新说，弟弟没有养老保险，几个子女在十三、十四岁时就出去打拼了，他们不会种地，对大王庙没有多少感情，现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买了房子定居，让他们回来看护的可能性非常低。
经历了从大王庙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庙的刘诚新说，这几年是他这辈子最迷茫的时候。今年春节，刘诚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两个儿子的邀请，希望他和老伴丢掉土地去儿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还种不种，如果农村的土地都荒弃了，那粮食要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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