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天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周说，目前耕地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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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
耕地除了在城镇化过程中被转换为非农用地外，还存在公司以发展现代农业的名义租用农地，再以各种方式将其转为非农地的倾向。
非粮化。
在比较利益和居民膳食结构改善的拉动下，生产蔬菜、水果、花卉等高附加价值农产品的耕地不断增多，生产畜禽水产品占用的耕地也不断增多。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但对谷物生产有负面影响。
非效率化。
在撂荒土地村集体有权利收回的制度安排下，出现了只关注产权而不关注效率的农业生产行为。
“耕作强度降低成为常态的挑战。”李周说，传统农业追求产量最大化，现代农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收入最大化是同边际产出小于边际投入的这部分投入的消失相联系的，是同复种指数下降相联系的。
李周说，近些年来，中国农产品净进口趋于上升，不仅土地密集型产品大豆大量进口，玉米进口量趋于增加，稻谷、棉花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进口量也在增加。
他分析说，中国农业竞争力下降有一系列原因。一是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2004年，水稻、小麦、玉米亩均用工分别为11.85工日、8.10工日和9.97工日；到2010年，分别下降到7.82工日、5.64工日和7.33工日；同期，亩均劳动用工成本分别从171.44元、111.84元和140.49元上升到266.58元、178.83元和235.10元；二是土地成本不断提高。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特别是流转需求大于流转供给引起转包价格上升，平均每公顷农田的年转包费已经增加到9000～12000元左右；三是其他要素成本增加。
“由于这三个因素都将长期存在，所以，如何应对农业竞争力下降，是中国农业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李周说。
李周说，通过耕地使用权流转，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和分享规模经济的关键举措。农民不仅关注规模效益，也关注分享规模效益的风险。他们不愿意为了分享规模效益而承担可能引发的土地产权风险，影响了规模效益的形成。
但他同时指出，目前农民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的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也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
而对于农民合作的问题，李周说，现实中农民合作面临不少问题，包括利用国家政策为自己谋利益的多，而愿意为其他农户提供帮助的少；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市场的形成，满足了广大农户采用机耕、机播、机收的需求，但基于市场的跨社区的农业生产服务对基于地缘的社区内部农户合作的替代，削弱了农户对合作组织的需求；农业公司的快速进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的形成，对农民合作社具有替代作用。
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李周认为，应深化农业改革，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提高竞争的公平性。土地由产权管理转向规划管理，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推进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消除歧视性的福利政策，推进农民和市民同城同权。
“从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入手，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李周说，随着大量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应将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拓展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用活土地经营权，改进农地配置，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李周认为，应鼓励经营权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确保不损害农民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没人种地，而是愿意放弃种地营生的农户不多。”李周认为，如果把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低于非农户所需的农地经营面积，定义为适度规模的门槛，那么要提高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就必须让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跨过适度规模的门槛。同时，允许农民创办中小银行，实现农村各类微观经营主体的量级匹配，要比赋予农地抵押权能，让农民适应现有金融体系更重要。
作者：章轲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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