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前，国际分析人士如何预期中国改革？他们眼中改革的主要挑战和任务何在？来自金融机构、经济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的专家认为，2014年的中国经济处于落实相关改革议题的关键节点，需要坚定而稳健的改革措施，以便有效调整经济与生态、增长与改革、市场与政府、债务与投资等多对重要关系。
分析人士预计，这些领域的再平衡思路，有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所体现，并将构成今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
策略方法很重要
近期陆续结束的全国省级两会上，有22个省份下调了今年GDP增长目标。一些机构判断，这表明今年各地决心深化推进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产能，以便取得更加人本、生态的增长，但这却难免拖累总体经济增速。
“经济学人智库预期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7.2%，而非7.5%或7.3%，”英国经济学人集团中国首席代表许思涛告诉新华社记者，“改革与增长存在天然的矛盾，为落实改革必然牺牲部分增速。中国决策层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恰恰证明其改革决心。”
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增速放慢不一定是坏事，服务业创造每一个单位的产值，创造的就业机会要比制造业和建筑业高出30%。这意味着，越来越依赖服务业拉动的中国经济今后仍有条件保持较高增速，支撑就业市场。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改革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不同领域的改革措施短期效果不尽相同。譬如，遏制政府支出，削减过剩产能，去杠杆等措施短期内会下拉经济增长；相对而言，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鼓励民间投资等改革则可能迅速形成新经济增长点。这决定了，推进改革“必须讲究策略方法”。
就这个问题，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改革的短期效应取决于各类改革措施实施的先后次序，以及它们各自推进的速度。他判断，2014年中国将重点推进行政改革、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
除增速和结构性改革议题外，信贷话题同样引人关注。据央行新近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2.58万亿元，创单月规模历史新高。这削弱人们对经济减速担忧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对此，麦格理基础设施和有形资产投资基金东北亚地区负责人本·维预计，今年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将加紧整顿地方债、影子银行市场，且会严密管控流动性。
本·维认为，整顿行动短期看会抑制地方投资甚至诱发个别债务违约事件，但长期看却会促进基建投资市场更加开放，为境内外私人投资者腾出更大参与空间。他同时指出，今年中国有望出台更多金融改革措施，以便纠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问题。
谈到中国改革的溢出效应，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迈克尔·安德鲁（Michael Andrew）指出，中国正从基于制造业的外向型经济体向更依赖服务业和内需的成熟经济体转型，这长期看来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内在平衡也利好全球经济再平衡。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指出，伴随结构性变革深化，中国需求的重心将从大宗商品领域转向服务、技术等新领域，这将带动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大国克服过分依赖单一产业导致的“荷兰病”弊端。在他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也利好其主要贸易投资伙伴的内部结构优化。
债、钱、基本面
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会否引发“中国式”债务危机、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退出会否冲击中国楼市……这些是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国际分析人士对此观点不一。
“中国经济年增速在7%到8%，同时拥有很高的储蓄率和充足的银行存款，中国政府有能力偿还政府债务，”标普主权评级部门董事总经理慕克吉（Joydeep Mukherji）如是说。标普称不改变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
日本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担心，新兴市场外逃资金将中国作为避风港，加之人民币仍有升值空间，涌入中国令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国家外汇管理局认为，2014年热钱流入和流出中国的风险并存。
而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看来，中国经济基本面总体上未变。“研究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的走势一定要看基本面，一定要抓基本格局。这个基本格局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建设的大格局仍然在推进过程中。这个推进过程，既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也会产生相应的消费需求，还会改进供给的效率。”
2013年，中国经济“软着陆”，减速而未失速，增长率7.7%，消费价格增幅2.6%，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50%。此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升至46.1%，首超第二产业；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3.7%；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高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7%的增速。
回顾历史，中国经改的主线就是市场化。有学者直言，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顺市场之势激发经济活力，这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变化。“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20年，为什么成效不够显著？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市场化改革破题经济转型升级。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约阿希姆·费尔斯（Joachim Fels）也认为，中国将由传统国有企业推动的高杠杆增长转向全新的改革式增长。金融市场化以及个人和社会自由化投资将改进现有的资源配置效率，完成向消费主导式经济增长的转变。摆在政府眼前的大问题是如何推进改革的具体实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不久预计，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分别增长7.5%和7.3%，比之前的预测值分别上调0.3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年初中国经济起步平稳，制造业、物价和外贸等总体向好。外部需求在改善，内部结构在优化，利好因素的积聚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让城镇化少交“学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说，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
这场预计未来20年内由3亿农民移居城市带来的变革，将为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提振世界需求释放巨大动能。但此路并非坦途，处理不慎或将陷入新的困境。因此，借鉴他国经验，以便少交“学费”，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告诉记者，由于缺乏前期规划，美国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贫穷、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城市危机”。而为摆脱大城市带来的困扰，许多人迁往中小城镇，这种“逆城市化”虽满足了中产阶级理想的居住需求，却因城市无序蔓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能耗过度。
另一方面，某些美国中心城市却日渐衰败，居民生活贫困、公共福利和救济支出增加等问题突出。20世纪70年代，纽约、波士顿等不少城市的老市区出现衰落现象。
当前，城市化率高达82%的拉美地区也在经历“城市病”阵痛。由于缺乏规划管理，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暴力加剧、贫富分化、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从去年3月底开始，由抗议公交票涨价引起的示威和骚乱在巴西全国不断蔓延、升级。
客观地说，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也累积了一些“顽疾”。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将城镇化简单等同于“造城运动”。对此，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城市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等问题突出。
此外，雾霾、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开始困扰中国城市居民。逃离“北上广”现象折射出青年人对大城市爱恨交加的复杂情结，也透射出人们对城市环境改善的期待。
针对这些问题，新一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着力聚焦“人的城镇化”，努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若要使城镇化真正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核心是解决城市新移民的户籍、福利问题，让其变成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主体。
新春伊始，城乡养老保险并轨的举措被外界普遍视作为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扫清障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只有农民转成城市市民，升级为中产阶级，才有足够的内需企业。”
“新一轮的城镇化规模与速度史无前例，对中国转向消费主导的可持续增长意义重大也充满挑战。如何布局体制改革、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处理好人和环境、资源的关系，实现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由"乡"到"城"的转变是关键所在”。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说。
（新华社）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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