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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城 台湾宜兰、台北报道
几次到台湾，朋友都告诉我说，要想了解台湾地区草根社会经济状况，绕不过去的一个组织就是各地农会。所以，在我的行程计划中，想要访问一个乡镇农会，了解其运作状况。那天中午乘火车到达宜兰最南部靠近花莲县的南澳乡，刚出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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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澳地区农会”案例
我参观了他们的展销会，各种各样的生态农业产品，可尝可买，令人目不暇接。我走到苏澳地区农会的座位前，询问他们的理事长或总干事来了没有，回答说，理事长没来，总干事来了，于是就打电话给总干事。过半小时，总干事回来了，交换了名片，原来名叫黄粲然。两个人就到火车站候车室的座位上聊了起来。
黄先生说，苏澳地区农会是1965年由苏澳镇农会和南澳乡农会合并而成的，其时南澳乡农会经营情况不佳，政府当时令较具实力的农会合并重组附近陷入困境的农会。现在苏澳地区农会共有2500-3000个左右的会员，会员分为两类，一种是拥有土地的正式会员，拥有投票权（承租别人的土地，就不能成为会员，这意味着农会事实上是地主协会）；另一种为赞助会员，没有土地，不一定从事农业，不具有投票权。会员选出会员代表，召开会员大会，是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现在苏澳地区农会拥有40多个会员代表；会员代表选出理事，形成理事会，作为日常决策机构，苏澳地区农会现有12个理事。
农会是如何运作的？一般而言，农会都会有经营行为，既为农民提供服务，也赚取利润，养活农会的工作人员，同时也为农会积累资产。黄先生说，苏澳地区农会有50多名受薪的工作人员，其现在的办公楼及其土地都是农会积累的资产。
黄先生告诉本报记者，农会主要的经营内容有三：一是贷款，农会从政府获得专案贷款，一般比银行利率低0.5%，再放款给农民，赚利差。这是农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二是农保，一般仅限于拥有土地者；三是各种农资（农机、肥料等）销售、农产品代销等，稻谷等农产品必须通过农会才能销售，事实上形成产销垄断，也可赚取利润。当然，农会也必须负责本地区农产品的对外推广。
农会是政经社合一的基层组织
回到台北后，记者采访了曾参加编撰《台湾农会史》的范雅均博士，听她从台湾政经社层面解析农会的角色。
范博士告诉记者，台湾农会最初是日治时期建立起来的，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习英国，在本国建立起农会组织（依“合作”原理成立的“产业组合”，相当于英国的合作社），日治台湾之后，从其本土逐渐引入到台湾；1938年8月举行台湾农会创立大会，建立全岛性的二级农会，1944年则改为三级农会。在日治时期，除了上级农业会不办理信用业务外，皆采综合经营的模式，由此奠定了今日台湾农会成为一个集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与教育性等多元目标于一身的农民组织。
“在日式合作原理的基础上，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结合土地改革，亦对农会进行了重新调整，1950年应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之邀，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安德生将美国的民主制衡理念与权责划分制度，融入台湾农会的组织运作之中；最后则是国民政府将源自中国大陆时期的"农会为职业团体"之属性，利用1974年现行农会法最初版本进行修法之时，经由取消原本台湾农会依合作原理建立的股金制度，而渗透至台湾农会之中。”
日式的产业组合，从其起源就已是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强力指导所设立的官制组织，具有极浓厚的准政府机关色彩；1954年改组之后，虽然明确为农有、农治、农享的农民组织，但政府依然透过农会经办稻谷收购与肥料配给等诸多委托事业，以及办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业推广教育等工作；即使在2002年台湾加入WTO之后的今日，农会接受政府交办或委办的常态性业务，仍有公粮收购、家畜保险、农民健康保险、全民健康保险、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农民子女就学奖助学金、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农业推广教育等多项。
199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泡沫出现，农会信用部遭遇金融自由化及房地产市场景气低迷的冲击，加上先天体质欠佳，竞争力不足，以经营绩效上明显恶化。1995年下半年起，随着彰化第四信用合作社发生挤兑事件，很快蔓延，到1997年，共有42家农会的信用部发生挤兑的骨牌效应。“行政院”相关部会从1996年到1999年协商多年，毫无进展。2000年5月，政党轮替，政府开始严厉整顿农会信用部，由台湾银行、合作金库与土地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接了34家农会信用部，过程中部分发生激烈抗争与冲突。
兹后“财政部”对全部253家农会信用部中的197家进行业务限制，业界质疑政府“假金融改革之名，行消灭农会、渔会信用部之实”。2002年11月23日，台湾各级农渔会组织“1123与农共生大游行”，参加者有13万人之多，农委会主委出身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对农渔会表达理解与支持，推动政府让步妥协，达成五项共识：1.农渔会及信用部由农委会一元化管理；2.设立全岛农业金库银行为农渔会信用部业务的上层银行；3.农业金库银行的监理与辅导，参照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及现行银行法之做法；4.制定“农业金融法”；5.农业金融之改善，应以提升农业经济竞争力为前提。
范雅均对本报指，253家信用部有34家出现问题，在当时金融环境下，这一比例并不算很高，而且应属阶段性困境，新政府痛下杀手，有政治考量：农渔会长期以来大多被国民党控制，成为泛滥的“桩脚”，民进党政府藉金融危机整顿信用部，其实是借机对农会进行渗透控制；这就如同当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整顿农会一样，旨在消除日本殖民政府的影响，随之对农会进行“党化教育”，牢牢控制了这一基层政经社组织。
台湾农会向何处去？范雅均博士说，它未来应该成为以经济事务为主体的合作社，进而以经济力量发挥保障会员权益的政治、教育、社会等多元目标，同时扮演“农业政策压力团体”的角色。（编辑 吴红缨）
作者：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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