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在国境之内获得平等录取及升学的权利，是当下教育改革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日前，教育部官员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去年已有26个省份解决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问题。截止到今年，全国则将有共计30个省市自治区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骤眼看来，似乎异地高中考问题在全中国已经得到完满的解决，但事实上在不同省市的情况却千差万别。在人口集中输出地，例如冀陕川豫等中西部省份，异地高中考的门槛极低，核心政策是要求随迁学生有本地学籍及对家长在本地工作与居住的简单证明，几近没有门槛。然而，在对异地高考要求最迫切的三大经济区域，尤其是京、沪、津、粤四地，所谓的“解决”甚可斟酌：这些省市要么只允许随迁学生参加中职和高职考试，不开放本科院校；要么要求学生先在本地参加中考并读完高中，但高中录取的户籍要求却没有放开；要么就是“拖字诀”，三年后再说，把烫手山芋留给下届班子。如此局面，称得上“解决”吗？
异地就学与录取之难，难在教育融资的责任早已下放到了地方。在这件事上还以公民身份和权利平等来辩争，参照当前的制度安排会显得有点形而上的滑稽。坦率而言，硬推异地高中考本质上是“中央请客、地方埋单”。从博弈的角度看，人口输出地早早开放且几乎零门槛，是因为没有多少“客人”要来吃饭，何妨赚个吆喝；更何况一旦成功迫使流入地接收自己输出的人口，流出地留守生源的升学会更容易，实在只赚不赔。人口流入地迟迟不放，既有不愿为流出地的教育落后埋单的原因，也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考量：谁最先放开谁就会成为“福利磁铁”，吸走最多的随迁学生；既然级别最高、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那个城市可以“明着来”拒收，其它几个省市的稍微怠工，应不至于被舆论围攻。
在社会政策研究中，评价政策措施成效往往要看两个指标，一是“数人头”（head counts），多大比例的目标群体覆盖了；另一个则是解决问题的深度（depth），每个个体获得的福利有多少，能否达致政策目标。显而易见，“数人头”有安抚之效，却容易流于肤浅，重点应在后者。由是观之，上述现况下提出“30个省市解决随迁学生参加高考问题”的说法，只能让人掷书三叹，这不过是又一次简单地“数人头”式的政绩汇报，远未触及实质的“深度”。在当代中国，这种“数人头”或者“数省市”式的统计或汇报，经常会让公众获得短暂的安慰，但是回过头来认真审阅细节后，又会觉得在“深度”上“被忽悠”。
在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融资责任下放多年后，诸多政策积重难返，异地录取不过是小修小补，即便做到了，也只是让落后地区的随迁学生得以加入强省强市的“优势集团”而己，对于地区间差异将无以带来实质改变。真正的突破，只能是从中央重新承担起教育融资的主要责任开始，回避这一条，其余措施都只能有短期效果。（编辑 张立伟）
作者：陈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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