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王烨 北京报道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三年后，事故赔偿工作仍在继续。东京电力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东京电力”）预计支付给社会公众的整体赔偿金额将达到5万亿日元（约合640亿美元）。
根据东京电力的最新财报，截至2014年1月24日，东京电力累计赔偿约195万份索赔申请，累计支付赔款约3.4万亿日元。
按照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核电运营商需要“无上限”地承担核事故对第三者带来的损害。运营商按照规定需要持有1200亿日元（约合15亿美元）的强制性财务保证，并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来获得。根据核事故发生原因的不同，作为责任主体的核电运营商和日本政府，独立承担或联合承担损害赔偿。
发行无息交付国债支付赔款
一份来自中国核共体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损害赔偿情况报告》显示，东京电力预估整个事故的公众赔偿金额将达5万亿日元，其中用于赔偿各种损失的金额预计约为2.5万亿日元，剩余2.5万亿日元用于对财产、环境进行除污净化。
根据日本政府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业主及运营商东京电力需要对本次事故承担无上限的赔偿责任。按照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协议法》（以下简称“赔偿协议法”）规定，鉴于本次事故是受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引发，强制财务保证的赔偿金由政府向运营商支付，剩余的部分由运营商向政府申请援助。
一位核电保险人士表示，对责任主体设置“无上限”责任，体现一个国家对核电发展所倾向的角度，迫使运营商对核风险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也不可忽略运营商作为一个法人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当超过运营商的承担能力时，政府在相关法律框架下有支援的义务。
经过长期的争论，日本政府于2011年8月3日正式推出《原子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以下简称“支援机构法”），通过成立原子能损害赔偿机构（以下简称“支援机构”）这一特殊目的的公司来实现对东京电力的支援。
按照支援机构法的规定，政府、东京电力、金融机构、其他核电运营商、电力消费者和东京电力现有的股东将共同为福岛事故埋单。
日本政府根据赔偿协议法向东京电力支付2400亿日元的赔偿款。与此同时，政府发行总额5万亿日元的无息交付国债并转交支援机构，其结果是支援机构拥有5万亿日元的对日本政府的债权。支援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支付赔偿款的需要，随时向政府要求变现相应的国债面值。
另外，支援机构利用政府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4万亿日元）向金融机构低息借款，用于对东京电力股权的认购。目前，支援机构已认购1万亿日元东京电力的股权，拥有超过半数的决议权，东京电力也随之进入政府的临时管理阶段。
上述核电保险人士认为，东京电力在获得政府支援的同时，也将履行相应的义务，诸如采取改革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经营透明度等措施。
除此之外，全日本12家核电运营商自2012年起，每年需要向支援机构提供总额1500亿日元的一般负担金，各家运营商按自身核电的装机容量进行分摊。在东京电力恢复自筹资金能力前，与其保持有业务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再贷款等手段保持对东京电力的授信额度。
精神损失、传闻损失等可获赔
根据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法》的规定，福岛事故发生后，政府成立原子能损害赔偿纠纷审查会，该审查会先后发布三版赔偿指南。
指南规定了赔偿的范围，特别是赔偿项目下损失及费用的认定，使得每一项赔付都有据可依。值得注意的是，福岛核事故的赔偿范围还涵盖了精神损失、经济收入损失、传闻损失、间接损失、自主避难损失等一般侵权行为会比较慎重考虑的领域。
在中期指导方针中，“传闻损失”是指由于报道等造成消费者或者交易对象因担心商品或服务具有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危险性而进行观望，不购买该商品或服务，导致交易停止等而产生的损失，包括营业损失、不能工作等造成的损失，以及检查费用等。
上述核电保险人士表示，日本早在1999年就有了处理核损害赔偿的经验，当时是一个处理核燃料的设施发生事故，这次的赔偿项目就是以此为基础进行修改和完善。
1961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原子能损害赔偿法》和《原子能损害赔偿协议法》。除运营商和日本政府两个责任主体外，核责任赔偿体系还有其他相关的辅助性主体，主要包括核电运营商、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审查会、调解中心、支援机构和日本核共体。
上述核电保险人士表示，中国目前对核电设施的安全管理已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但是对核损害赔偿缺乏顶层设计，需要在立法、责任分配、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资金来源、具体操作等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编辑 马春园）
作者：王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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