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7%，怎么理解这个数字？
陈志武：这一速度既是回归理性，也是失速。
也就是说，过去五年的增长速度因为政府过多干预的原因而非自然、非理性，所以应该回归，回到对环境、对资源、对人体健康都不过度透支的发展速度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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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在目前外面空间越来越窄、信贷扩张已经接近极限的情况下，即使想要继续非理性发展，也很难实现。地方政府不想非理性地快速增长吗？只是他们已经很难得到资金支持了，所以，就有了越来越失速的局面。
2014年的宏观经济前景如何？
陈志武：2014年要启动新的改革，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政策目标很好。
但是，正如我们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看到的，放权给市场的改革阻力很大，三中全会决定没几天，受到潜在改革影响最大的几个部委就马上出来澄清，出来划清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界限，结果是事到如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还是没怎么增加。
这样一来，原来盼望的改革红利还没成为现实，这对2014年的经济影响很大，三中全会后短暂出现的增长热情慢慢在淡出，消费和投资都面对增长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大家关注的领域改革做了科学的定调，但就目前执行来看，一些地方政府似乎还是按照计划经济体的思维在做。很多地方政府2014年的投资计划超过万亿，政府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中的“佼佼者”？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地方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运作不好、监督问责缺失，让政府从市场中、从经济中退出，很难成为现实。
只要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就会自我膨胀的，这是权力的天性，不会因为人种、肤色或者文化背景而不一样的。
比如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理念很好，作为基本框架是很有力量的，可是它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支持，否则难以成为现实。
道理很简单，万一地方权力部门硬要压制市场、让市场靠边站、让权力决定资源配置，那么，被挤压的“市场”找谁去说理、去起诉、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去要回市场空间呢？
中国经济对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志武：期限普遍很短的信托、理财产品、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等等在陆续到期，一方面偿还压力挑战很大，另一方面银行、信托公司等比以前更加回避风险，由此造成资金供应相比以前少，这也给今年的增长速度构成压力。
特别是如果出现几单信托或理财产品违约，就必然导致更大范围内的风险再定价，使风险溢价增加，这会很快压缩资金供给，尽管这概率不高，但并不是不可能，这可能是今年面对的最大潜在风险，如何选择好货币政策、处置好信托等，同时又不恶化结构性问题或点燃危机，这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外部挑战？
陈志武：三月初俄罗斯军队强行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战略基地的第二天，俄罗斯股市暴跌百分之十几，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随时影响资本市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
1978年以来，中国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有利国际秩序，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全球范围内，不仅中国的商船到处畅通无阻，而且中国商品基本没有被哪个国家排斥在外，做贸易、做投资面对的国界障碍不是很大，而且阻力总体在下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现在周边海域领土纠纷在增加，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敌对意识在上升，这些都在逐步影响中国的外贸和境外投资前景，成为潜在的经济大风险。
我希望周边各国都能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在考虑外交决策时不仅想到政治因素，也更加周全照顾到经济因素。
因此，我认为中国面对的经济挑战不只是来自经济以及其它国家的经济政策决策，而是同样地来自外交和军事决策。
对2014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际应用，有什么样的看法？
陈志武：货币政策会倾向于保守，至少不会也不应该太宽松。
前几年货币发行太多，使人民币购买力大大下降，也为房地产泡沫火上加油，这使得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窄。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下调、甚至已经在贬值，热钱进入中国的冲动不如以前高了，这也降低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超发压力。
实际上，过去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了央行货币政策趋紧的趋势。
在财政方面，新的国务院和财政部领导班子也比以前更加谨慎，在不再追求简单的GDP增速而是更加重视调结构的大思路下，他们会继续控制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冲动。
但是，考虑到经济增速已经在下降，而且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如此。到今年暑期，经济形势可能会比较不乐观，那时，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面对考验：到底是又要保增长，还是继续强调结构调整、强调挤泡沫？在那时，重新让货币宽松、让财政宽松的压力会很大。
美联储新任主席珍妮﹒耶伦是典型“鸽派”代表，是超宽松货币的坚定支持者，她在国会首次听证会上表示QE（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会非常缓慢的退出，那么，“耶伦的上任+美国经济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全球危机影响逐步退去”等多重因素，您认为，QE是否会在2014年完成退出？
陈志武：可能要到2015年上半年才能完成QE的退出。最近两个月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比预期有点偏低，再加上中国经济面对的压力、乌克兰危机的出现等等，这些会影响美联储QE退出的速度。
尽管如此，全球投资者重新侧重美国等发达市场、降低新兴市场的权重已经成为新的格局，这一点不太会改变。
2008年以来，在中国过度刺激经济的政策引领下，许多新兴市场盲目发展太多，被惯坏太多，所以，这些经济体有些调整回落是应该的。
如果QE退出，对亚洲地区、尤其对中国的影响究竟会是“茶壶里的风暴”，还是短期内难以估算损失的“蝴蝶效应”？
陈志武：QE退出本身不是挑战的来源，因为QE退出只是对已经形成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反应。
一年半之前我就谈到过，从那时开始向前看，美国甚至欧盟经济体会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等新兴市场反而是高风险的地方。
主要原因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公司最快速地裁员、缩减开支瘦身，使这些公司的自我生存能力很快得到恢复，欧盟经济体因为其不灵活的劳工法使公司挑战速度比美国公司的慢很多，但它们也被迫做了很多挑战，几年之后也变得更加健康。
相比之下，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里，政府大刀阔斧的经济刺激举措不仅没有迫使企业瘦身，没有做必要的调整，反而是竞相变得更加臃肿，中国公司、俄罗斯公司、巴西公司都在政府强心针的刺激下什么行业都扩张，盲目投资。
所以，不奇怪去年开始，发达经济体更健康、更有活力，而新兴经济体开始暴露问题了。
在这种新格局下，QE开始退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不是QE退出给中国等亚洲经济带来了问题，尽管在表面看好像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实际背后的原因在于各国自己的政策，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短视政策所致。
中国应该如何直面这些挑战？
陈志武：QE退出本身带来的影响只是短暂的，而其背后反应的全球经济格局的根本性趋势才是中国等经济体面对的挑战所在，这趋势是各国结构性问题所致。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中国要解决这些挑战，根本的出路在体制性改革，只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主力军，不管QE退出还是不退出，挑战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互联网金融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展现一片勃勃生机，它的火爆对于中国金融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中国社会、对金融发展都是好事，是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是必要的、及时的催化剂，使中国金融市场今后变得更加健康，不是定时炸弹。
互联网金融的最大贡献是让人们具体看到过去由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系是多么不合理，让老百姓存户看到他们的积蓄少赚了多少回报，看到他们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埋了多少单，也当然给利率市场化提供了具体的推动力，让人们看到了竞争对老百姓的好处。
正是由于2013年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压力，连各家国有银行也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像原来那么舒服好过了，也要日日创新、天天改善自己的经营和服务了，这些对社会、对经济怎么会不好呢？
有没有值得关注的危险？
陈志武：只不过，过去对互联网金融炒得过头了。
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主要在于提供、获取金融的渠道发生了变化，而金融本身方方面面的本质没变，股票还是股票，债券还是债券，基金还是基金，金融交易是跨期信用的交易、是基于契约的跨期价值交换，这些性质都没有因为互联网而改变。
有了互联网这个平台之后，有些信息之前无法获取或者很难获取，现在可以获取，这对降低金融机构的某些信用风险有利，让它们的业务风险小一些，但是，同时也因为互联网平台的渗透面宽、交易人数众并且是非面对面的交易，所以，许多新问题包括契约的执行问题比传统金融更大了，金融事件对社会稳定的挑战也大了。
互联网金融的蓬勃让四大银行的直接存款在流出，由于互联网金融的门槛低，以前只面对高净值客户的高回报率，如今成为了囊括高净值和散户的普惠制，那么，现实中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是会上升还是下降，对实体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在目前的金融管制局面下，的确有许多套利空间，包括针对散户提供小额金融服务也能赚足够高的利润，特别是互联网使许多交易成本降低之后，更是如此。
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互联网金融的收入有多少是因为互联网、多少是因为管制带来的套利所致，这两者如果不区分开来，就很容易把什么都归结给互联网。
如果利率管制不结束、金融管制不放松、但是把私人办金融办银行的限制完全放开，那么，即使不是通过互联网，而是通过传统的面对面网点经营，新的民营金融机构也能赚很多钱。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目前我们看到的“互联网金融”与其说是“互联网”的胜利，还不如说是“规避管制”、“钻管制套利空子”的胜利。
正因为这个原因，任何绕开管制提供金融服务的努力，都会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给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融资和投资服务，给社会做出实质性贡献。
“国进民退”的现象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一直以来都得不到实质的推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非公36条”从政策到细则至今3年多了，但进展十分缓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你对此有着什么样的期望？
陈志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之所以是“根本性”问题，就在于在认知上、在基本体制理念上没有纠错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简单地通过国务院政策文件是难以达到效果的，道理你懂的。
以前教科书告诉我们所有社会不公、所有人间罪恶都来自私有制，认为谋私利是万恶之源，所以，不能相信私有企业主，不能相信私字当头的人，要用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要消灭私有。
到今天，虽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巨大成就已经告诉我们现实并非如教科书所说，但这些观念还是主流，还没有被客观审视，于是，老36条、新36条的政策都难以付诸现实，而且任何时候经济环境有变化，民营企业可能首当其冲地感到不安。
我希望，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这个局面能真正好转，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私营企业也能在地位和权利上得到该有的保护。
改变“国进民退”现状的关键点在哪里，国企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陈志武：关键在认知上，在观念上。许多人说关键在于改革国资委、在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管理，那些显然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改善国企管理可以有一点效果，但不会从根本上扭转“国进民退”，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国企在，那个行业就会以国企为老大，以国企享有方方面面特权为特色，做过国企、民企的人都懂的。
关键在于更深层的改革必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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