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郭海飞
3月8日下午三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蓟门论坛上宣布，他已联合其他35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将《关于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的议案》（以下简称为“议案”）提交给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按照《刑法》第192条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其中《刑法》第199条规定：“犯本节第192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这一规定，对于集资诈骗罪，最高可以处以死刑。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极为不妥。”姜明称。
去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并判处死刑的判决，28天后的7月12日，曾成杰便被执行死刑。
尚处于死缓中的吴英，更是牵动亿万民众的神经。2012年，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上述议案称，该罪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立法者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赋予了司法机关自己决定与选择的空间。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不认真分析集资人未偿还借款的原因，单凭集资款没有及时返还或不能偿还就推定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就导致客观归罪的现象大量存在，使得集资诈骗罪的适用产生扩大化的趋势。”议案称。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认定非法集资有四个标准，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但公开性与社会性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问题尚且存在巨大的分歧与争议，如果适用了死刑，在日后发现定罪有误，则很难有补救措施，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姜明说。
此外，议案称，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本质上是相同的诈骗行为，但是“诈骗罪即使涉及诈骗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法定最高刑不过为无期徒刑，集资诈骗罪也是通过诈骗行为达到占有集资款的目的，那么单独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意义何在？”《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却单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议案认为，集资诈骗罪为单纯的财产犯罪，一般不会直接侵害到他人的生命，所造成的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集资诈骗案件中受害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赔偿—被骗的款项是否能够追回，即使要求追究集资人的刑事责任，也不可能直接请求适用死刑。“如果对集资人适用死刑，这将导致受害人完全丧失追回被骗款项的机会，反而不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受害人往往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主动参与了非法集资活动，”议案称，“集资诈骗罪作为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受害人自身在促进犯罪的形成有非常大的作用，集资诈骗罪中受害人自身的过错决定了不应当适用死刑。”
除此之外，姜明等36名人大代表认为，中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各国立法对于非暴力性的经济类犯罪一般都不采取死刑政策，死刑主要是针对一些极端暴力类型的犯罪。
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曾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增加一些财产类犯罪的死刑，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通过。在制订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时，集资诈骗罪就曾研讨过要否废除死刑，当时也没有通过。这一次36名人大代表的联合提案能否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尚待时间检验。
作者：郭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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