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查文晔 李云路 赵文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10日晚间在一场小型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潜力仍然存在，要增强道路自信。
林毅夫表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应可保持7%－8%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如果运用得当，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高2、3倍。
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的发展会为全球带来机遇。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需要采购大量的先进设备。对资源型国家来说，中国的工业发展需要继续进口能源。对于劳动力密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工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转移，将使众多的初级加工业向外转移。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制造业人口970万人，我们现在是1.5亿人，蓝领的平均工资达到五六百美元，未来中国初级加工业向外转移是大势所趋。”林毅夫说，经济学上把这种成梯次的产业转移叫“飞雁模式”，他更愿意称之为“领头龙模式”。
“中国的发展会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享机会。”林毅夫说，随着中国地位的崛起，国际秩序有所改变，游戏规则也要重新制定，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治理。
谈起今年向政协大会提交的提案，林毅夫透露是关于“三个自信”的。“我觉得十八大提出的道路、制度和理论自信非常重要。”林毅夫说。
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6年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9.8%的成绩，6.8亿人摆脱贫困，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些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
“中国底子这么薄，条件那么差，36年的发展应该证明道路是正确的。不是一年两年，是36年的稳定高速增长。如果这条道路不正确，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林毅夫说，道路是靠体制做保证的，中国的体制是有效的。
林毅夫说，不少人观察中国发展的参照系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是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得出的，有些理论在发达国家也实现不了。
“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理论当做真经。你拿西方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很容易看到的都是问题。”林毅夫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界应该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成功的原因，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作者：查文晔 李云路 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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