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经济数据疲软，人们就会产生对经济危机的担忧，这进而成为开动印钞机和投机的借口。不要担心经济下滑会引发危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中国人十分勤劳，且乐于储蓄。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中有一个很牢固的基础。
中国的未来有赖于改革的推进，而不是依靠眼下的一点增长来稳定一切。当迈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顺利完成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有望从目前的7000美元快速提升到2万美元，这才是中国应该为之奋斗的“大奖”。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迹象不见得是坏事。始于2008年的信贷泡沫，已经极大地扭曲了资源配置，并催生了浪费型的GDP增长。抑制信贷泡沫将导致经济增速出现统计意义上的下滑，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应该是受到欢迎的。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速放缓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
鉴于劳动力短缺和出口市场的饱和，中国只剩下生产力提升这一促进增长的主要来源。
要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要且不可避免的第一步是，允许房地产、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巨型泡沫破裂。为此，可以采用的政策措施包括：第一，阐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立场;第二，消除市场对人民币缓慢单边升值的预期。
坏消息?好消息?
2013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地方政府支出和房地产投机所推动，由“影子银行”体系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经济增速的放缓将不可避免，因为“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利率过高，已不能再支持房市泡沫多久。
短期内经济增速还将进一步放缓。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被)瓦解，将是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推力。“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人民币的)利差交易。此前，在岸人民币市场较高的利率和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这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进而作实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的波动，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里泡沫成分的消弭。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数千亿元的热钱将从中国流出，“影子银行”体系的利率将随之进一步走高。
这将加速在许多城市已有所显现的土地价格下滑。土地价格下滑后，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减少，以卖地收入为标杆的地方政府借贷能力将减小，这将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最后，信贷支持被抽离，过剩的产能将不得不被削减，这将导致很多工业行业的收缩，与之相关的坏账问题进一步显现。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将是刺破2008年后错误刺激政策所催生泡沫的最后一剑。
好消息是，中国当下的一些客观条件十分有利于经济增速的下滑和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劳动力不足已随处可见。以往“中国必须创造出数百万岗位以维持社会稳定”的教条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
1998年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少，出口总量也不大。而目前的情况恰恰都与此相反。
因此系统性危机爆发的风险并不大。中央政府在处理结构调整带来的金融冲击方面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既没有就业压力，也没有系统性危机的威胁，经济改革的作用无疑异常正面。但如果不让已生成的泡沫破裂——这当然包括削减浪费性的经济活动，真正的、有意义的改革将不可能发生。
去除坏的GDP必定是个好消息。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正行走在这样一个动态上：随着很多“鬼城”被建造出来，更多的产能被叠加至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领域。“白象工程”(即昂贵无用、华而不实的政府工程项目)在每个城市都能看到。
当这些工程被迫停工，GDP数字无疑会显得疲软。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失业工人可以很快找到新的工作。因此，疲软的经济数据对于未来而言会是个好消息。
很多“白象工程”受寻租机会的驱动。在政府大力推行反腐期间，新工程的上马不再能像过去那样频繁。当然，好的工程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反腐运动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所以，新工程开工率下降应该被视为一个好的苗头。今天的浪费越少，明天的经济更好。
未来几个月，国内和国际的一些舆论制造者和金融市场可能会因疲软的经济数据而大呼小叫，但我们不应该为此担心。金融市场往往是短视的，真正的经济改革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受到金融市场的欢迎。
举例而言，1998年几乎没有投资者愿意购买价格极其低廉的中国股票，但到了像1997年和2010年那样的泡沫顶峰期，大量的投资者竟过来疯抢估值已经过高的股票。同样的现象未来还会重现。
通缩必经之路
过度、浪费的投资以及极低的消费水平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些主要由投机所带来的经济扭曲所引发，支撑投机的则是货币供应过度。将这个恶性循环打破，就可以纠正绝大部分需求端的扭曲。
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是纠正需求端不平衡的主要抓手之一。
尽管由于劳动力短缺，工人的名义工资水平已经有所上升，但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与土地价格的增速齐头并进，投机性泡沫和投资需求得到了支撑，由此引发的通胀侵蚀了工资增长的实际价值。当投机冷却下来，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回落，土地价格下滑，总体通胀趋势也将放缓。这样一来，工人的实际工资将快速增长，促使总需求向家庭部门消费的转移。
通缩在中国被很多人理解为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事实上，通缩应该指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下滑。1998年之后，中国经历过这一形式的通缩，当时货币供应量仍以健康的步伐保持增长，同时汇率也保持了稳定。回过头来看，通缩的结果是良性的，有益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由热钱增长驱动的资产投机和通胀后，经济回归正常化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通缩调整。这个调整过程是健康的，可以让过高的物价回到正常的水平。全球化是一个拉平世界各地物价水平的力量。当一国经济体内出现泡沫，一定时期内该国的物价将高于其他国家。泡沫破裂后，来自全球化的价格均衡力量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通缩或货币贬值来实现。
但对中国而言，后者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如果人民币贬值，尽管中国可能会因此收获可观的贸易顺差，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贬值幅度将更大。因此货币贬值只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混乱。通缩只有在伴随着与之互为抵消的货币升值时，才是具有破坏性的。价格均衡会因移动不定的目标而偏离轨道。
日本的问题恰恰在此。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到日元升值至最高值的20年间，日本的名义汇率几乎翻倍。日元升值后，日本需要更多的通缩来抵消其全球竞争力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容忍极度强势的日元是日本长期持续通缩的源头。
中国上一轮通缩时的情况恰恰相反，人民币汇率在通缩时期保持稳定，因此中国经济在此期间运行稳健，而在其后强势回归。
当一个大的经济泡沫破裂，出现一段时间的通缩是正常、且有必要的。泡沫破裂后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恢复经济的平衡和经济体的竞争力。如果通缩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它应该是受到欢迎的。
转向生产率拉动的增长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拉动，这两者都适用于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中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份额提升则成为需求面的推力。
然而当过剩的劳动力被全部吸收，这种增长模式的动能就被消耗殆尽。
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三个发展，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首先，长达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脚步终于“赶上”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似乎已出现下降;其次，高校扩招已经大幅减少了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所倚重的蓝领劳动力供给。只有增长模式在供给端向服务业转移，在需求端向消费转移，才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第三，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极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未来可能下滑。这是中国劳动力减少的一个新的发展。
未来几年，中国必须转向生产率提升驱动的增长模式。
只要政府坚持改革和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一定会再度出现强劲的增长。
举例来说，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发展自动化。当劳动力还处于过剩状态时，一些制造业活动舍弃了自动化，而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现在，随着制造业和建筑业面临严峻和持久的劳动力短缺，自动化设备的销量已大幅上升，这表明市场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
把更多的生产要素置于市场力量之下，可以有效促进生产率的提升。中国的需求有一半来自投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投资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利率过低和土地价格过高导致市场充斥了大量廉价资金，资金也因此未被高效地利用。
投资项目的成本上升是资金未被高效利用的有力证据。中国需求端的再平衡需要更多的消费、更少的投资。较低的货币增长是将支出需求转向家庭部门的关键。因此，需求端再平衡一定会要求市场在资金分配中扮演更为主要的作用，这样才能达到提升生产力的目的。
贸易领域的改革是提升生产率的第二个抓手。国内物价高企维持了一些低效的经济活动。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将迫使国内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
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步应该是放宽进口许可制度。
举例来说，汽车和食品，就是两个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体有显著作用的领域。放宽这两个行业的进口，将促使国内厂商提高质量，降低售价，同时有助于降低国内物价。
每当经济数据疲软，人们就会产生对经济危机的担忧，这进而成为开动印钞机和投机的借口。不要担心经济下滑会引发危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中国人十分勤劳，且乐于储蓄。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中有一个很牢固的基础。中国的未来有赖于改革的推进，而不是依靠眼下的一点增长来稳定一切。当迈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顺利完成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有望从目前的7000美元快速提升到2万美元，这才是中国应该为之奋斗的“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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