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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一个，林毅夫认为，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虽然我们感到不太满意，但这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发展阶段。
至于后一个，林毅夫指出这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转型方式有关。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双轨的改革方式。一方面给国有企业在转型期必要的保护，另一方面放开劳密型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
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在于，维持了稳定。也推动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不过，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和腐败问题。
其原因就在于，对于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给予转型补贴，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市场的要素干预，人为的压低很多的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体系上面。林毅夫遗憾地表示，转型30多年来，我们的金融主要是以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
那么要想到这些地方来融资，大型企业，过去是国有企业，可能性比较大。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小型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服务。而恰恰也就是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60%，就业占70%。
除了门槛上，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不平等，在资金价格上，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银行贷款上，前者得到的也是人为压低的，即低于应该有的价格。换句话说，这些相对富有的人得到了补贴。
谁在补贴他们呢？不是金融机构，而是那些将钱放到金融服务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的相对贫困人。事实上，就是那些穷人在补贴富人进行投资经营。也就意味着，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差距越拉越大，是一种必然出现的情况。
至于廉价的资金，经济学上可以称为寻租。事实上就是腐败、受贿。林毅夫直言，根源在于双轨制稳定和快速发展所必然产生的。
“如果不能取消这些保护性补贴，那么收入分配差距、贪腐问题，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林毅夫说，这就要求深化改革。
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极端贫穷，1978年人均收入不足非洲的1/3。2003年，我国才刚刚迈过低收入国家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当时资金相对短缺的时候，发展相对资金密集的行业，没有保护补贴是不行的。
但是35年过去后，已经时过境迁了。2013年，中国GDP达到59.6万亿，人均收入720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从资金极端短缺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
“如果还要对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补贴，已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林毅夫说。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也就意味着，将来要让市场由价格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过去的由行政来干预扭曲。
那么，金融领域该如何改革呢？林毅夫说，一是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也将在未来两年放开。但是金融业是一个系统性风险很高的行业。一定要对那些有投机性行业贷款的流向高度关注，银行必须有一点的约束，否则就会出现罗伯特·希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提到的“非理性繁荣”，从而酿成金融危机。
二是债市的发展。常理来看，债市的发展对储蓄者、资金拥有者来讲是比较有好处的，对资源配置和金融来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进行各种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
随着地方投资平台债务增加，为了减少银行的杠杆和风险，银行就急剧压缩地方投资平台的贷款。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投资平台开始向债市市场上转移，用各种金融产品来借贷。
对地方政府来说，一方面财政预算约束不强，没有关注债务利息的动力，为得到资金，不在乎利息的高低。另一方面，作为准公债的地方债，基本上是隐性担保，没有风险。
所以，地方债在利率和风险上都优于公司债。这就扭曲了债市，更多的钱转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也就意味着，需要改革地方债的利率，与公司债分开。低风险与低利率并存。
三是金融结构。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资金配置到那些社会回报最高，经济回报也最高的行业和企业。中小企业具有这样的特征，但是他们从银行、股市、债市上是借不到钱的。
怎样解决呢？一方面要创新大中型银行经济模式，比如利用产业集群内部所用的信息，利用龙头企业所拥有的信息给他的相关行业提供担保来贷款。另一方面要发展适合地区性的农户和微型、中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地区性的中小银行。
四是现代的技术。正如罗伯特·希勒所说，现代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资金使用者和资金拥有者信息不对称，还有时间上的不对称。解决办法就是增加信息的拥有度减少他贷款的风险。网上是拥有大量企业的信息和个人的信息，就使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众筹和众贷变成可能。
五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但在目前经济活动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包括银行所拥有的客户信息，税务部门、民政部门拥有的信息。如果能够集中起来，供银行和金融机构做参考的话，就可以区分贷款者的好坏了。
作者：邵海鹏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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