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称，自2014年4月1日起，中小企业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后，将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售给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贸服务企业以自营方式出口的货物，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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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锋是阿里巴巴旗下企业一达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副总经理，他所在的企业是一家为中小企业提供报关、商检、物流、银行、保险、退税等服务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随着中国外贸中小企业订单下滑、利润缩水，以一达通为首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迎来发展的机遇。但这种外贸领域的新业态，一直未获得海关、税务等部门的认可，处于传统政策的边缘地带。
让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振奋的是，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出台促进外贸发展，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国六条”当中，明确提出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民营企业出口提供融资、通关、退税等服务。
但“国六条”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落地。
国家税务总局此次发布的《公告》意味着，在等待8个月后，国务院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首个细则落地。
肖锋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这个《公告》相当于为国税总局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颁发了“通行证”，接下来将关注海关相关政策细则落地。
国税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新政不仅有助于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还能充分发挥其为中小企业提供的物流、报关退税等服务优势，解决中小企业直接出口困难，推动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外贸服务平台发展迅猛
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企业利润率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刘英圣是深圳新派电子有限公司的经理，2007年，新派电子设厂生产鼠标键盘、CPU风扇等电脑周边产品。但不久就遭遇了欧美经济危机，加上平板电脑对台式机的替代，订单量逐年递减，工人人数也从鼎盛期的600人减少到了目前的100人左右。
“本来就是微利行业，加上汇率波动，人工成本逐年上升，利润越来越少。”刘英圣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招工难带来的缺工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企业，订单从2013年12月积压到今年3月，分包给东莞、佛山等地的供应商也说没有人可以提供生产。
外贸盈余大幅减少，不得不在流通环节找利润，刘英圣选择了一达通作为通关、退税等环节的服务提供商。
深圳南山一家微电子出口企业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中小微企业独立完成通关、退税等环节耗时耗力，通关2到3天，融资10天或更长时间，退税3到6个月，现在外贸订单越来越小，出货频率越来越快，企业耗不起，有的怕麻烦就不退税了。
一达通也正是看到其中存在的机遇，将中小企业的通关、退税、物流、融资等需求通过电子商务，化零为整，批量化处理降低了成本，通关从两三天缩减到6小时，退税从3个月缩减到3天。
一达通也出现井喷式发展，2010年11月，被阿里巴巴收购；从2010年到2013年，一达通平台出口排名从94名跃升到第5名，一达通也从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成长为深圳罗湖区的明星企业。
通过掌握了中小企业的外贸真实性，一达通作为平台对中小企业外贸融资进行创新，使中小企业实现赊销。2013年，中国银行给予一达通35亿元授信额度，加上其他银行的授信，目前一达通贸易融资的额度大约为50亿元。
同时，与一达通同类型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也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百强榜”，前11位当中就有四个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根据一达通提供的数据，2013年阿里巴巴一达通平台退税23亿元，共50万张退税发票，其中，面额最小的一张退税发票只有67元。
“企业自己做百分之百不可能，退税退67元，如果让中小企业自己退，肯定会选择放弃，成本都不止67元。”肖锋说，“通过电子商务，批量化处理降低了成本；而基于真实贸易背景下的服务又降低了风险”。
外贸公共服务亟待市场化
虽然一达通发展迅猛，给地方政府新增不少税收，但事实上，一达通作为外贸服务新业态一直处在传统政策边缘地带，现行的外贸服务监管机制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的发展。
一达通总经理魏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过去海关监管采用“绝对值”管理，但是现在随着大量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涌现，一个平台可能代理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的通关业务，“绝对值”管理明显不合时宜。
魏强说，现在全国一般贸易出口前十强当中，有近半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些企业一直呼吁采用“比例值”管理，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绝对值管理的例子是，在海关报关验货，只要出现一笔假冒伪劣的货品，一达通就会被降级，退税时长从一天延长到三天。
“希望能从监管上，把外贸服务平台企业作为优化公共服务的伙伴，外贸平台企业出货单量特别大，不能按照外贸企业来考核评估。”魏强说。
2013年7月24日，“国六条”出台让一达通和同类企业看到身份被认可的希望，首个细则落地就经历了8个月时间。
但出口退税政策细则落地比预料的时间来得更早。
肖锋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过去，国税总局对中介机构从事出口退税的态度一直是“从紧，从紧，再从紧”，特别是去年以来，一方面，骗税大案频发；另一方面，出口退税形势严峻。
“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思路却逆势转变，这说明主管部门为改革愿意承担责任，”肖锋说，“可以说，过去人们观念中的最保守部门却发出了最强烈的改革信号”。
对海关、税务等公共服务提供部门来说，外贸主体则从10年前的10万家飙升到现在的100万家，未来三五年可能达到500万家，服务的强度和难度都将大幅提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健则表示，随着互联网和跨境电商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涌入外贸市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外贸格局，剧烈变换的格局也需要外贸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目前现行的外贸管理制度和政府监管制度已经严重滞后，制约了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已经很难适应外贸发展的需求，外贸公共服务市场化迫在眉睫。
肖锋说，随着国税总局细则的出台，外贸公共服务市场化窗口已经打开。接下来，海关总署等部门政策也有望出台。
“目前全国外贸服务平台有十几家，我们是最大的。如果一达通能够做起来，我想会有大量的一达通式的外贸服务平台企业涌现。”肖锋说。
作者：卢丽涛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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