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了“扩大金融业准入和业务对外开放”内部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国研室等部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中投公司、农业银行、渣打银行、瑞银集团等十余家中外资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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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迫切且总体有利
与会专家对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方向和好处具有广泛共识，多数专家认为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比较迫切，部分专家认为对内对外开放应协调推进，在配套改革跟不上的情况下，扩大开放可能无法实现开放带来的好处。
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符合我国经济的全球战略。专家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应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外市场。金融服务业开放，可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当前，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整体滞后，对内对外的限制明显多于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资本与其他要素的配置市场化程度相差悬殊。同时，我国已经进入了资本输出和企业海外发展的新时期。在全球市场上，利益共享是基本原则，想要别人对我们开放，我们就必须对别人开放。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利于金融服务业发展和消费者福祉。一些专家特别强调，加入WTO以来，外资银行为中国银行业贡献了大量人才，同时中国银行业在内控、IT、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也得益于战略投资者的帮助。当前，中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竞争力还需提高，外资银行在一些交易业务、衍生产品、国际贸易业务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具有优势。引进外资、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可以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符合国家利益。外资到中国来赚钱并不是中国的损失，因为最后得益的是中国消费者，这是需要解放思想的地方。
主动开放优于被动开放。目前，在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中，以及国际上的TPP和TPIP等贸易协定谈判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已成为新的开放标准。随着全球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推进，留给我们的空间和时间不是很多。有专家指出，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主动开放，主动开放的效果要远远好于被动开放，而在他人建立的新的框架下或在危机情况下再被动开放，成本就要高得多。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需与对内开放协调推进并做好配套改革。一些专家指出，不能光谈对外开放而不讨论对内开放，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很多领域给予了外资超国民待遇，目前民营资本占金融业的比重过小，如果只强调提升外资比重，而不对民营资本进一步开放，就会难以向群众交代，因此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至少应该并行或并重。同时，金融业在对外放开准入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放开对金融产品的管制，我们在这方面落后太远。只有放开产品管制，加大创新力度，才能实现开放的最终目的。还有一些专家指出，我国的宏观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框架、存款保险制度和处置机制、预警体系等都仍存不足，如果国内配套改革落后于对外开放，开放可能反而会带来风险。
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模式、目标和路线图
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模式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已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金融业作为竞争性服务行业，应按这一模式开放。
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目标：金融服务业整体不进入负面清单。与会专家指出，金融服务业整体上不涉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核心利益，与超市、地产中介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服务业，因此除个别特例外，金融服务业整体上不应进入负面清单。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将金融服务业从负面清单中移除，实现全面开放，用审慎监管代替对外资的准入和业务限制。有专家认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审慎监管再加上安全审查机制就可以充分解决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也有专家认为，应该慎用安全审查机制，美国就存在滥用安全审查机制的情况。
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路线图：三步走。与会专家提出，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可以分三步走，在第一阶段，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时清除“玻璃门”或“弹簧门”的限制措施；第二阶段，逐步缩短负面清单，用审慎监管代替准入要求；第三阶段，将金融业整体从负面清单中移除。
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需采取的具体措施。银行业准入方面，应该取消建立外资银行的年限要求，资产要求短期内做到与中资一致，长期取消资产要求，统一用审慎指标代替；银行业业务中，给予外资子行国民待遇，对外资分行的监管可以更严格，某些高风险业务可不给国民待遇。证券业方面，可允许外资设立独资证券公司，对合资、独资公司给予国民待遇。保险业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应给予国民待遇，法定保险如允许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则也应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在持股比例方面，可以逐步将金融机构外资股比提升至50%、51%，最终取消股比限制。除针对港、澳、台地区可以有特殊政策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机构应当一视同仁。
金融服务业开放不等于自由进入
放开准入不等于自由进入。专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服务业是自由进入的，区别在于管理方式。我国目前的管理方式是用行政手段直接限制外资进入和开展业务，而国际上通行的方式是设立一定的审慎标准，达不到标准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无法进入。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即使实现了完全开放，仍然会有内外一致的审慎监管标准，达不到标准的外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进入。
金融服务业开放不等于资本项目开放。专家指出，金融服务业开放不等于资本项目开放，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前者属于服务业开放，后者是允许资金在资本项目下跨境流动。前者的风险较小，后者的风险更大。我国在加入WTO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时，就并没有对资本账户开放做出任何承诺。
要增强政策沟通和法治精神。群众对政策产生疑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理解决策的过程和原因。新政策出台以后应当将目标和手段对内对外解释清楚，否则就会存在各种怀疑论和阴谋论。同时，深化改革和开放还需要法治精神，通过立法澄清一些重要概念，明晰改革的目标，增加后续工作的可操作性，同时对改革者提供必要的保护。
因开放产生的调整不构成系统性风险。针对惧怕开放会使本土金融机构出问题的心理，有专家指出，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优胜劣汰，这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外资进入的过程可能会对中国金融业格局造成冲击，但这并不是系统性风险或安全问题。如果把开放带来的洗牌看作系统性风险，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额外增加道德风险，其实是隐含了未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编辑 王梓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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