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应在公平性上超过美国

　　搜狐财经3月25日讯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加诺奖讲座，演讲题目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以下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对斯蒂格利茨演讲所做的点评：

　　汪晖：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到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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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鞍钢

　　正如之前胡鞍钢所说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给我们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学，他更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维度，使得我们能够来了解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们居住在中国的人来说，了解全世界。

　　在这儿我必须说，之前我也了解到了，您提要了有关跟华盛顿相关的一些对话，而且也提到了对于政策和理论的讨论，您刚才提到比如中国社会的政策，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有意思，使得我们能够开拓我们的思路，我们希望能够接纳新的理念。同时也希望能够就新的理念进行更多的创新。这就好象是头脑风暴的一次良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要改变趋势，其实很困难。

　　我提到了35年之前当我们进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起点很低，尤其是当时社会的平等度很低。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旨是一个更加公平，我们的社会能够超过美国的程度，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最有公平性的社会超过美国，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斯蒂格利茨教授之前给我们介绍的视角，包括了很多的数据，同时他也希望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些角度，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悲观，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他的研究一开始是对政策和政治出发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很多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是宏观的经济性，当然很少有经济学家提到了政治方面的视角。所以我相信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来进行更多的发展，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新的政策，这样新的政策也是需要一些新的理念的注入，没有新的理念的话，我们可能是找不准今后政策的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就我而言，我并不是经济学家出身，我之前也提到了，对于不平等性的基本的理念，使得我想起了我们指的是什么的平等性呢。也就是说平等性是针对什么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之前提到的是针对机会的不平等性，以前的分配的不平等性，他也给我们非常雄辩的证明了这一切是如何交织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大家在讨论机会的不平等的时候，我们也要讨论到分配的不平等性。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分化，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议题，它其实是包含了不平等的两方面，它们是互相交织的。有的时候我们和平强调了这一点又弱化了另外一点，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造成新的不平等性。因此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同时它也强调了一个重要性，这就是说强调了一些实体包括工会的力量。

　　在过去我曾经看到了一些倡议，比如说劳工法或者是劳动合同法方面，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看到了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当中，可能只有80%的劳动力，有这么多的劳动力，他们没有签署捍卫自己权利的劳动法，所以有很多的工人，他们经常出现一些自己工资被拖延甚至没有进行按时的支付。他们这时候对于自己的比如说医疗保健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甚至没有一些法律的流程，比如说在印度保护这些劳动力，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虽然一方面有法律，但是我们并没有强有力的工会来保护工人他们的利益是不能够得到保护的，不能够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有效的谈判。

　　同时对于医疗保障和教育水平是跟我们的能力相关的，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一方面是胡鞍钢教授提到的地区之间，他们可能在地区的差别方面不断的下降。但是在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还是不断的扩大，所以虽然地区之间的差异出现了弱化，在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区域，而在这一些国家，它们的城镇化进程也不一样。有些人群他们已经城镇化了，但是有一些农村或者少数民族的地区还是没有加入到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因此我们要分地区而言，在某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地区的不平等性，但是别的地区的不平等性已经被消除了，怎么来处理这些情况呢？

　　之前我也提到了，这样的不平等性是无处不在的。另外大家也会提到，有关的不平等性和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也提到了有关的机会，还有分配的不平等性。而不是说有的人他们是有能力来积极的参与到社会经济的活动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来进行评估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来评估人们的能力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语言问题，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员工都需要有一些语言能力，如果有的人他会说很多种语言，这种技能从来没有作为能力来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只是根据市场原则，比如收入很难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这些原因，没有任何不公正的原理在里边，就很难制订经济政策，还包括社会政策、民族政策等等。中国现在是很复杂的一个社会，也面临中国社会一个很急迫的问题。另外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今天又是一个雾霾天，污染很严重。有的地方的人们可以躲避这些雾霾，这成为一个新的不公正，所以如何能够保护环境，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不仅从人们的角度，还需要从社会环境角度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的东南、中国的西南、西北，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了，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机会。所以说如何来计算增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很多年前胡鞍钢教授有开发了一个叫做新的绿色GDP的概念，如何来衡量绿色GDP。绿色GDP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维度让我们重新考虑和重新审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收入增长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新模式、新想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