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诞生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伟大进步。对银行而言，从其诞生之初，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就是首要问题。一旦贷款无法及时转化为足够清偿存款支付的资金，银行将失去中介信用，并极易在“挤兑”情绪的冲击下走向倒闭。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一种特殊的行业，机构间存在风险传染的关联性，一家银行的倒闭也可能会使更多银行在公众恐慌情绪的扩散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因此，银行风险不同于其他行业，其所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极大。
原始的告诫和处罚逐渐消失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银行不能收回其发放的贷款，不能按时兑付存款，存款者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充分全面地掌握银行真正的风险信息和偿付能力，信息不对称问题实际上进一步恶化，唯一理性的选择是先于其他存款人提出自己的那部分存款，每个个体存款人的这种“争先”行为，就形成了用脚投票—“挤兑”，从而会加剧肇事银行倒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不会局限于一家问题银行，而是形成情绪化的传染，转化为公众对整体银行业信心的降低。这就会严重威胁其他经营良好银行的安全，甚至会导致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
为使银行经营产生重大风险而出现挤兑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英国曾要求银行家承担对存款人偿还债务的“无限责任”，如果银行倒闭，银行家需将自己的财产和个人收入纳入存款债务兑付，直到全部偿清为止。无独有偶，为应对美国19世纪银行业的创建高潮及其风险，美国告诫银行所有者对其在银行的股份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即银行倒闭，银行家须以双倍于自己股份的出资来赔偿存款者。英美的做法是要求银行家需要有效尽责地管理银行，而不是为了短期利润而承担过大的风险。
然而，当大工业社会发展使得公司制进一步健全后，这种对银行家原始而明确的告诫和处罚逐渐消失。而疏于公司治理等问题却没有像人们乐观估计的那样得到有效遏制，终于爆发了主要由华尔街引发的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
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等国政府实行严厉的金融监管。可以说，世界上真正的金融监管就是从大危机后开始的。二战结束，全球又建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下的国与国间的货币兑换价格—汇率相对是固定的，这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市场风险。因此可以说，大危机后美国建立的严厉的监管制度和二战后国际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战后近30年的银行业保持了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
但是，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突如其来的崩溃，美元大幅贬值，使得原本相对固定的汇率演变成浮动汇率，银行业风险急剧上升。为对冲风险，美国首先推出了货币（外汇）期货，各种金融创新顺势而为，这就使得大危机时期美国确立的监管制度—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设并分业经营的原则遭受冲击，终于在90年代末期被新的立法彻底打破。伴随着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现、超大型金融集团陆续诞生，同时交织着次级贷款的发展和膨胀、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在次级贷款证券化的音乐中翩翩起舞，“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警训在狂欢的氛围中似乎已无人理会。许多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一种极高的风险水平下运作，市场失灵出现明显的征兆。
市场与政府都“失灵”
那么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防范市场失灵走向市场崩溃的工具是什么呢？是政府的作用，即加强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而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则是，市场可以通过自律、行为人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从而达到市场的和谐。华尔街的监管者更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放弃监管，由市场自行调节。这样，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面临着并不平衡的抉择，一个选择是：极大的风险偏好（监管者默认的高杠杆率）可以获得更高的短期收益，可以使公司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追捧，从而股价更高，期权收入愈多，资本红利愈多，这种激励机制是“拜金”的华尔街难以抗拒的。
那么选择的另一面呢？如果出现风险，甚至机构倒闭呢？对有限资本的股东来说，显而易见，其仅承担有限责任，系统性风险的“买单”主体责任不在股东在政府。而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政府无法承受其倒闭后对整体经济社会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因为“太大不能倒”。
如果说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在市场失灵条件下不为此承担成本是一种制度的严重缺陷，那么日渐形成的“太大不能倒”问题就是这种制度恶性作用的催化剂—道德风险的升级。
这样，处于金融流水线上作业的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互相合作，却既没有“监工头”，也没有“摄像头”，政府对华尔街的监管是局限的、割裂的、滞后的和形式化的，甚至在许多创新领域沦为一种摆设，风险的膨胀和失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由于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这种金融衍生品很快扩散到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中。
表面繁荣的经济金融体系背后，金融机构的内生风险正在持续积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不断恶化，最终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黑天鹅”引领下，以极端的、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方式对金融市场失灵进行弥补和矫正，过程痛苦而惨烈，代价高昂。可以看出，金融市场高度发展、金融产品高度复杂、金融机构固有的“锦上添花”的特点与政府极其软弱的监管的严重失衡共同构成了这场危机的动因。这场危机不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也是“政府缺位”或称“政府失灵”所造成的。政府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市场经济监管者的责任，放弃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2009年初，金融危机爆发后不满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告诫道：“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是现代经济的价值。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程中，“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作用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纪委书记，研究员。本文是作者最近出版的《监管之路—危机后的思考》一书的前言，略有删改）
作者：王华庆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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