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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起改革，人们总是把眼光盯着政府。而在我与多个国内与国外企业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中国经济要再往前走，进一步提高效率。政府虽然还是重要因素，不过，企业的要素其实已经越来越重。
我的职业，是把公司的历史做成书。这个职业的好处，在于总是在听别人的经历，听多了，自然就能听出一些差别来。
昨天，浙江万丰集团的一名留德回国学生，跟我讲述了一个场景。他们的公司是做汽车轮毂的，2005年，万丰准备从自己当时主要从事售后市场的轮毂业务当中转型出来，去做大型汽车公司的配套供应商。因为它是一家民营公司，说动手就直接去找欧洲的汽车公司。到2006年，万丰的轮毂已经打开了欧洲市场。不过他们主要是做普及型汽车轮毂。4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德国大众，安排行程的时候，说既然都去了大众了，那就去德国宝马去试试。因此就与宝马公司取得了联系，安排在去德国大众之后，去一趟宝马。
万丰的业务人员并没有想到，去宝马那一天，德国人居然安排了那么多人来听他们宣讲。万丰这名留德学生因为会讲德语，所以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台下有二十多个德国宝马公司的人，通常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入供应商体系的技术、品质、采购几条业务线上的人都来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还做了近两个小时的提问交流。”而且两个月之后，宝马中国区采购人员就到万丰的现场来考察了。
在后来交流得多了之后，万丰的业务人员渐渐知道，德国宝马之所以如此干脆地接纳了万丰成为自己的供应商。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宝马当时已经开始全面进入中国，与华晨合作开发中国市场，因此对于它来说，既有中国的管理体系之便，又想形成本地化的零部件供应。因此既然有中国零部件商到德国去，它就省下了前期了解的成本；另外，在详细了解了万丰这家中国民营公司之后，宝马发现，其实像万丰这样的中国民企，在其成本和售价方面，对于德国宝马来说，都是有优势的。所以万丰后来不仅进入了宝马的中国区域，而且在宝马的全球供应体系里都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另外一家国内民企——三一重工与香港的和黄打交道的事情来。三一重工在2003年左右推出了自己的港口机械，刚刚才进入市场呢，和黄就发现了这家当时还不大的企业。因为三一重工传统上对品质比较重视，所以它的港机品质不错。
三一港机的一位副总经理告诉我，2004年春天，和黄的一名采购经理在国内同行当中发现了三一的港机，很快就自己赶到长沙，向三一提出要看看它港机的生产现场。
这位副总经理说，他们当时在国内的港口推销，其实非常吃力。因为港口都是大型国企，相对来说都非常保守，经理们虽然知道三一的产品物美价廉，但还是乐于采用进口机械。进口产品虽然价格很贵，不过出了问题采购经理们却不用负责。他们才懒得为单位省钱，因为省下的钱也跟他们没关系。
而现在，和黄的采购经理自己上门，三一港机的经理们自然是欢迎有加中。而和黄的那位经理也干脆，他看完现场之后，很快就把和黄的副总裁找到了长沙，再次考察。结果三一不但得到了和黄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采购订单，而且很快进入了整个和黄在全球五十多个大港的采购目录。
跨国公司们的这种状态，说明企业家的作用。我不知道宝马和和黄的采购经理们发现万丰和三一作为供应商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有没有关系。不过，至少宝马和和黄的公司利益，是通过这种发现得到了提升的。员工能维护公司利益至此，至少说明背后的企业家管理公司，非常到位。
那么国内商界呢？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走访过的一家河南煤矿，2002年得到消息说宝钢要进行高炉燃料技术改造，他们的煤和一批山西煤矿的煤都被选做的试验。巧的是，河南的这家煤矿是个新企业，当时还处于找不到稳定客户的过程中。不过，当时来了一个新的陈姓总经理，正要试图带领煤矿走出困境。
听到这个消息，这位陈总带上了所有公司高管，连夜赶到上海，直接要求见当时宝钢的一把手谢企华。最后又拿出了公司里最好的一个矿，让宝钢出资合股，才把这个项目拿了下来。
那位陈总为什么要直接面见宝钢一把手，而且要带上所有高管？很简单，因为国内除了国企之外，甚至民企也难免保守。像这种大项目，河南那家煤矿没有特殊的条件，作为用户的宝钢几乎肯定会选择保守做法，与山西的老煤矿合作。因为做那样的选择，谁都不会犯错。
现在说起改革，人们总是把眼光盯着政府。而在我与多个国内与国外企业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中国经济要再往前走，进一步提高效率。政府虽然还是重要因素，不过，企业的要素其实已经越来越重。
（作者系财经作家）
郑作时搜狐财经专栏：选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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