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最新研究显示，由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可能夸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大部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适度的水平。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称，政府“对产能过剩的强调可能过头了，存在着企业和行业推动的政策性扭曲。”
“目前似乎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判断：产能过剩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主任钟春平说，但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中国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而言还不是十分糟糕。
“产能过剩”可能是伪命题
工信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
对此，政府也形成了相关的政策：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11月国土资源部发文《严禁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供地》。
与此同时，国际机构也对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高度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是中国的高投资率引起了产能过剩并导致了资源错配，使得总体的投资回报率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5%下降为如今的16%。IMF还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后指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纠正，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将可能跌至4%左右。
“不过非常奇怪的是，截至目前，关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统计结果仍然没有统一。”钟春平说。
目前，已公开发布的最为乐观的估计是OECD测算的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季度数据，2011年平均水平达到85.60%。相比而言，IMF国别报告的统计结果最为悲观，数据显示中国平均产能利用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80%左右的水平，但是危机爆发之后迅速下降，至2011年仅为60%左右。
钟春平介绍，根据财经战略研究院实际调查的企业微观数据，部分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事实上是很高的，某国有钢铁企业在2010、2011、和2012年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90.74%、83.99%和87.84%，特别是2013年年底，产能利用率的数据进一步攀升。这些数据意味着产能利用率非常高。
钟春平说，从全球主要国家的统计数据比较看，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并不是最低的，这就意味着需要考虑是否真正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钟春平说，从国际层面看，很少国家将产能过剩视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首先，在政策层面，主要国家有产能利用率的统计指标，部分国家产能利用率也很低，但并没有所谓的“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主张，全球产能过剩也没有像GDP等其他经济指标一样有官方全球统计数据。
财经战略研究院还发现，在研究层面，在更多的经济学分析中，并没有将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关键议题加以研究，而是侧重对产能利用率的剖析。
企业和协会恐联手“造假”
对于如何理解和判断现有的中国产能过剩和产能利用率数据的问题，钟春平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报告其产能利用率数据上，存在着如实反馈真实信息的激励和约束问题。
他分析说，目前，国内的企业并没有真实反映其产能利用率数据的激励，反而存在着夸大其产能和产能过剩状况的可能性：作为对其它企业的威慑，通过夸大其产能、降低产能利用率的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发布“信号”目的，从而起到阻止其它厂商的进入的意图与意愿；此外，出于政策影响目的，企业夸大其产能过剩，并且造成所谓的“资源耗费”印象，有可能能获取更多的政策。
“我们的判断是，目前汇总所得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可能更多地被低估了，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可能更多地夸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大部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适度的水平。”钟春平说。
他判断，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上“存在着企业和行业推动的政策性扭曲”。
钟春平说，不排除少数企业为了获取政策支持而扩大了产能过剩的事实，也不排除少数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消除产能过剩的政策出台。
清理和化解产能过剩在政策上，主要是“淘汰和清理落后产能”，特别是产能较小的企业，这种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维护大企业的利益。钟春平认为，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较低或产能过剩的顽疾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行为的扭曲所致。
如何恰当评估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钟春平认为，产能过剩的化解本质上是又一重“政府主导”的独特调控方式，其实质还是将政策的力量凌驾于市场。
调查发现，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虽然在政策主张上，改变了原先的增量调整模式，改为存量调整，但事实上，很难期望存量调整能真正得以实施，从以往的经验看，很有可能少数企业在地方政府默许下，将小产能转换为高产能设备或生产线。
财经战略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建立化解产能利用率较低的长效机制，需要更多地从市场机制入手，通过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定价，通过影响成本等方式引导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减少地方政府的各项补贴措施，提高并加大对水电资源、三污排放等的收费。在具体政策上，需要更多地通过环境标准等方式来实施，强化环境监督力度。
作者：章轲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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