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正式开幕。在当天举行的“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对于农民、务工人员、留守儿童、老人等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
如果按经济学家华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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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华生带来了他最新的思考。
华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我国依靠转型的红利、市场的红利和世贸红利开启了三个十年的高速增长，下一轮高速增长将依靠市民化的红利。
工业革命开启城市化进程/
NBD：你之前认为城市化转型中面临的“三农”问题，已转变为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等问题，那么历史上城市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华生：如果拉长视角来看人类历史的转变，可以说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就一直处在城市化的转型当中。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就有城市或城镇了。当然，最初的城镇并不在中国，也只有1000～2000人，在整个农业社会阶段，城镇人口基本上没有超过社会总人口的5%。
城市人口的急剧变化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的。工业革命100多年后的19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达到14%，当然那个时候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西欧。再经过100年，到了20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达到47.2%。就在前几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已超过52%。联合国预计到本世纪中叶的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67%，到本世纪末，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80%以上。
NBD：现在全球都处在城市化转型期，中国的情况如何？
华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8%，而目前按常住人口计算已达52.7%，按照户籍人口算占比是35%，因为有大量农民工不在城市户籍里面，但这个变化也是很快的。本世纪中国和全球一样，都会实现城市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美国有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尽量利用世界上已知的各种资料去还原人类社会的千年经济史，他的成果被认为是从公元元年开始经济史领域中最权威的。按照他的计算，中国从秦汉时期到1950年，按照1990年的国际元衡量，中国人均GDP没有任何增长。不仅在中国，全球整个农业社会阶段，世界上人均收入基本都没有多少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社会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停滞的，直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
NBD：在农业社会中，为什么全球经济近2000年都不增长呢？
华生：因为农业社会有一个“贫困陷阱”（又称 “马尔萨斯陷阱”），人类通过种植、养殖使得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更多的剩余，然后会刺激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后与土地资源条件不匹配，就会出现饥荒、战争和瘟疫，接着再把人口拉回到和资源相平衡的状况上去。“马尔萨斯陷阱”已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中国是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顶峰之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领先于全球的，所以“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表现得最为典型。
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早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将变成一个由机器统治的大工业社会，但我们今天知道，实际并非如此。曾经农业产出占压倒性，现在工业产出开始下降，服务业开始上升。所以，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以后，不是变成了一个工业社会，而是开启了人类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进程。
“东亚模式”成功靠市民化红利/
NBD：你预计中国完成城市化需要多久？
华生：城市化正在以10年或100年为单位快速挺进，而且全球将在本世纪基本完成城市化，中国也是这样。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日本、韩国相比，是比较慢的，后两者起步后用30年就完成了城市化，同时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因为没有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能实现现代化。比如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化率达到75%～80%。
NBD：城市化转型这么快，将来会是什么样？
华生：城市化转型中已经显露出问题，这也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如果都向现代化转型，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傲慢，他们消耗了那么多资源，到我们现代化他们说不行了。印度还没有真正开始现代化，中国也刚开始现代化，但雾霾已经漫天了。如果发展到城市社会，会比农业社会更好吗？有很多方面都不如农业社会，但让现在的人回到农业社会，没人愿意。
全球大部分的人口，包括亚洲、非洲，都会在本世纪内现代化，会对地球的生态环境和能源需求产生巨大冲击。从这一意义来看，将来的人类会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回到祖先的状态，回到“生存陷阱”里面去，人类摆脱贫困富裕了，但是生存问题仍然存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也依然是个问题。
NBD：之前有一些东亚国家被认为是发展的“奇迹”，你觉得他们成功的内因是什么？对我国推进城市化有无借鉴意义？
华生：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1950年以后，从低收入地区成功变成现代化高收入地区只有几个，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特区，还有沙特阿拉伯。除沙特阿拉伯是石油生产国之外，韩国、新加坡都是东亚国家，所以有人把这个结果叫做 “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
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能成功？这是我们最需要研究的。
市场经济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然而就像世界银行报告所说，坚持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缺的，但它不能保证你追上发达国家，这是对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考验和挑战，中国正面临这个挑战。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我们是靠转型的红利有了这10年的高速增长。第二个10年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是靠市场红利。第三个10年是新世纪开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工厂，靠世贸的红利。
现在靠什么？我的答案，也是上述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得以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靠市民化的红利。只有上述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在几十年中，把大多数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同时没有出现贫民窟，全部被城市吸纳，这表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农村的生活状态也挺好，大部分人走了以后经济也能发展起来，同时进城的人都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在印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在农村转不出来，停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另一方面，进城的人进了贫民窟，加入不到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在这儿。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我们出现了“最不融入的城市化”。北京的户籍，包括大城市的户籍非常难办，这对我们是最大的、综合性的挑战和考验。
NBD：当初为什么唯独东亚能做到，其他地区不行？
华生：面对这些问题，不是简单从西方国家照搬经验就行了，因为他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作为后进国家，我们想去追赶的时候，要清楚发达国家的哪些东西好，哪些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搬不来的。
一方面，为了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工作一定要细化，不能大概看一眼就发议论，然后大谈土地权利、小产权房合法化、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反而漏掉了“人”这个主体；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宏观的眼光，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是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摆脱历史潮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给自己和社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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