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一位西部省份地方官员21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财政和引资是两条重要出路：长远看是要打开闸口引入外部资金，但目前还是更希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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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融资手段的单一是融资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地方单独试验的成本太大，失败率很高。“我们很需要顶层设计和指导。”
资金饥渴症初显
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地方政府投入巨大的资金已屡见不鲜。
来自20日闭幕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消息称，国家开发银行将在4月底前发放棚改项目贷款1000亿元。同时，国开行将加快住宅金融事业部组建，并拟设立城镇化发展专项基金。
这对手里拿着宏大新型城镇化设计规划的地方来说，无疑是雨露甘霖。
尽管政策概念被炒得十分红火，但记者从多个省份了解到，新型城镇化项目真正开启的并不多。财政，是项目启动的掣肘所在。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在前述论坛也称：“从各地反馈的情况看，地方对项目启动资金的需求十分迫切。”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实现该目标要多少钱？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在一次公开讲话上称，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据国家开发银行估算，仅在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就将达25万亿元。
“这只是显性资金，要完成这个目标，实际肯定要超过50万亿元。”上述西部省份地方官员称，在推进新一轮城镇化的同时，一些地方还有过去的许多“欠债”要还、要矫正。
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已经让很多地方过渡透支未来资源。摆在地方政府面前最直接的问题是，地方债偿还高峰期的来临。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一份报告则称，2014年城投债将迎来近3500亿元的兑付高峰，尤以3、4月份到期量最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高峰已然来临。
10.9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占比21.89%，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17.06%、11.58%和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18.76%。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称，和过去相比，新型城镇化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仅基建需要投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融资需求也大幅增加。
某中西部城市发改委相关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近年的扩张式发展已经是“勒紧裤带”在搞建设，城市改造和重点工程都是按5年规划、10年规划搞的，有些已经规划到2020年。
该官员认为，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一部分。但他也不否认，未来几年大幅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会更加吃力。
融资困境待破题
去年下半年，为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地方上演着抢滩城镇化试点的大戏。而本报从接近高层人士处获悉，中央财政将主要投资在重大项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某次会议间隙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如果光靠财政资金来支撑城镇化进程，等于逼着政府盲目举债、寅吃卯粮，不仅不可持续，还蕴含巨大风险。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说，要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使城市政府的财力与公共服务事权相匹配；要加快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融资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
“国开行正在系统编制融资规划，做好顶层设计。”郑之杰在上述论坛上透露。
迟福林曾对本报称，由于目前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还很难改变，因此城镇化还存在一定的地方债务恶化风险。如果中央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有突破，那就是好事。其中，财税体制改革的加快就是重要一环。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近期撰文表示，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是多元的。
他认为，市场投资兴趣不大的，依靠政府筹集，如地铁、地下管网建设，绝大部分回报很低，需要政府补贴主导修建、使用金融工具。
对于有投资回报的项目，要交给市场，如房地产、智慧城市的建设、低碳绿色环保产业的建设等。
迟福林认为，要吸引外部资金，市场开放度很重要。他说，现在从整体上看社会资本并不少，所以即使市场开放，也是有一定保障。现在的关键是取决于市场开放程度。中央政府在这一点上很明确，即放权来激活市场。
作者：王子约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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