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这是件坏事？我们又可以对此做些什么？
经通胀调整后，利率已经下降了30年，当前的低水平刺激投资者追寻收益率，冒了过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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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问题而不去乱开药方，就需要诊断出根本原因。不幸的是，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没有形成共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原因在于全球储蓄的增加，将矛头指向了高储蓄的新兴市场。读者们可以看到“储蓄过剩”论在近10年中开始大行其道，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都持有这一观点。
只有一个问题：从数据中基本找不出储蓄过剩的证据。自1980年以来，全球储蓄占世界GDP之比一直在22%至24%间波动，极少超出这一区间。
虽然2014年全球储蓄略微超出了世界GDP的24%，但不太可能长时间维持在这一高位。中国的储蓄将随着其GDP增速回落而下降，中国放松了对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中国经济也在向消费再平衡。其他新兴市场也是如此，它们的增长率也纷纷从上一个10年末尾的峰值开始下降。
同样的实证证据也可以用来反驳将低利率归因于富人。富人消费占收入比变得更小的观点貌似很有道理，而在大部分人看来，最近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趋势显然也颇可忧虑。但要对全球利率产生影响，这些趋势必须让全球储蓄有所增加。而这方面找不到证据。
低利率的第二个解释是高吸引力投资机会稀少。但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并不符合这一诊断。美国股市目前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风险资本家的投资，使得将新科技商业化的企业热情也显得如火如荼。
以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股市估值不论，其实所有伟大发明早已做出。互联网、人类基因组工程和机器人的商业潜力，与多轴纺织机、蒸汽机和自来水一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或许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怀疑派200年来一直是错的。历史表明，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高回报的发明会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指出：它必将出现。
还有一些人，比如美联储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认为投资和利率因为大衰退给经济和劳动力带来的伤害而受到了抑制。具体而言，长期失业者的技能和士气都受到了打击。他们与劳动力市场脱节，没钱可花；而长期失业带来的耻辱使得他们无法成为有吸引力的员工。
结果，企业产品需求不足，同时流水线上又找不到合格的工人。于是就导致了资本支出水平低下，这也成了最近的复苏的一个显著反常点，并反过来解释了复苏的其他麻烦点（如增长缓慢和低利率）。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尽管它能解释为何过去三年中资本支出萎靡不振、利率保持低位，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资本支出不足以防止利率下降超过30年。在这方面，唯一的解释仍是经济活动开始远离资本密集型生产（如制造），转向资本密集度较低的活动（如服务）。
如果这一无序具有多重根源，那么就应多管齐下才能解决。应该采取企业税收激励，以刺激它们雇用长期失业者；增加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资本支出缺口；提高银行资本要求、强化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以防止过度冒险。
最后，中央银行应该设置更高的通胀目标，这能让它们有更大的余地削减名义利率，应对未来减速。这可不是刚刚履新、急切地想树立其反通胀诚意的美联储主席所大声承诺的，但这是她的观点所暗示的。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巴里·艾肯格林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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