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是城市盲目扩张，用水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水资源量急剧减少，水质性缺水问题加重，甚至连生态用水都无法保证。正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对于水资源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规划缺失水路，发展便难有出路 ]
引黄济青、南水北调、引汉济渭、大连碧流河引水、沈阳大伙房引水、滇中引水……一个个投入巨资建设的引水工程，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水荒”接连不断地在各地发生？为什么有些新城从诞生之际便陷入无水可用的窘境？
“一方面是城市盲目扩张，用水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水资源量急剧减少，水质性缺水问题加重，甚至连生态用水都无法保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近日表示，正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对于水资源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规划缺失水路，发展便难有出路。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甘肃、内蒙古等地采访时也发现，由于经济社会用水量快速增长，加上水环境恶化，水资源紧缺与水环境污染问题在多数地方同时存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水危机”日益突出。
石羊河流域的“水案”
甘肃，这里是中国西北最干旱和正在加速荒漠化的地区，也是近年来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和城镇建设较快的地区。
一条石羊河将武威、金昌、张掖、白银的4市9县(区)连在了一起。《民勤移民研究报告》显示，在隶属于武威市的民勤县，维系地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水。
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决定着整个民勤社会的走向以及几乎所有民勤人的社会心理。民勤绿洲的扩张史其实是一部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渠与渠之间、县与县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争夺水资源的历史。
史料记载，清代时期，为了协调石羊河中下游州县的农业用水，缓解地区矛盾，地方政府建立了较为细致的三级分水制度。首先，各县之间的分水按照先下游、后上游的原则分配，由各县协商解决；如协调不成，则由上级协调，甚至调用军队，强行分水。
尽管有较完善的分水制度，石羊河流域内的用水矛盾仍层出不穷。乾隆《镇番县志》曰：“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讼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尤其是“水势微弱之年，不是你抢，便是我夺，大家都在摩拳擦掌，针锋相对。一旦有事即揭竿而起，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势。一闹之下，轻者锅破碗响，重者头破血流”。
“水案”演变成一种长期性的、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并且延续至今。
1981年，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被誉为“镍都”的金昌市诞生。原本属武威管辖的永昌县被划给了金昌，从永昌流下来的东大河水也自然先流到中游的金昌市，后流到民勤境内，矛盾随之而来。
随着金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原来“三县分水”中自永昌县东大河调往民勤的水越来越少。
之后，甘肃省政府不得不在原来“三县”中加入金昌市，形成“三县一市”的分水方案，要求金昌市必须向下游放水。但这个方案一开始就是空中楼阁：为了保证当地最大的有色冶金企业的生产，就是处于上游的永昌农民也不得不让地里的庄稼旱着，更何况处于下游的民勤。
最终，民勤变成了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最大沙尘暴中心和起源区。
石羊河流域的故事如今正在各地纷纷上演。
新华社一份调查显示，在一些地方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先建城后找水”的尴尬现象日益突出。郑州航空港区号称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其中仅富士康公司就有26万名员工。
根据规划，该区2020年面积将扩大到100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人。但这座现代化新城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无水可用的窘境。当地水利部门负责人称：“企业进来得很匆忙，原本想利用黄河建个地表水厂，但后来发现没有用水指标了，很被动，不得不四处找水。”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由于近年来城镇化步伐较快，人水矛盾十分突出，最严重时几万人家里闹“水荒”。前述新华社调查报告中显示，居宅区4楼以上的居民家中，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缺水状态，甚至无水可用。
据该市水务部门负责人介绍，“水荒”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人口近年剧增十多万，导致水厂原有供水能力不足。
多地城镇化规划“三缺一”
巧合的是，金昌与巴彦淖尔这两个新兴的城市，“喝”的都是黄河水。
作为我国的第二长河和世界第五长河，黄河干流贯穿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自治区，流域面积达到79.5万平方公里，养育着9780多万人。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而年径流量只占全国的2%；黄河流域有耕地面积1.8亿亩，但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占全国均值的18%，考虑到跨流域对外供水，实际拥水量更小。
黄河可利用水量仅有380多亿立方米，而黄河年分配的水量就达370亿立方米，若再考虑沿河损失的水量，基本上是分干吃净，生态用水更是无法列入考虑范围。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用水的主要部门是农业灌溉，平均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362亿立方米，耗水284亿立方米，占总耗用河川水量的92%。工业及城乡生活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33亿立方米，耗水23亿立方米，占总耗用河川水量的8%。
但这一情况在几十年前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沿岸城市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大量高耗水工业企业的兴起，用水结构逐渐向城市与工业倾斜。
为了解决黄河水资源紧缺、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出台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这是我国为大江大河首次制定的分水方案。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查阅的分水方案资料，在黄河370亿立方米的年耗水总量中，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领到的指标分别是38亿立方米、43.1亿立方米、55.4亿立方米、70亿立方米。
“用水高峰期，超计划用水现象时有发生，水量调度指令执行力不乐观。”原黄委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局长安新代说。
而在宁夏、内蒙古两区，近年来争上大能源化工项目，大量耗水，形成了行业高耗水与区域严重缺水的巨大矛盾。
与此同时，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根据近年来的水质监测资料，黄河流域工业废水量占流域废污水总量的七成以上。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412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王浩说，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这既是我国现阶段的突出水情，也是我国将要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
王浩说，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50%；“十二五”期间GDP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城镇人口的增加、经济规模的增大，带来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势必带来水资源需求急剧增加，污染物排放高强度和大负荷，从而加大水环境压力。
王浩等专家的调研发现，多数地方的城镇化规划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三规合一”，而对于更具要害地位的水规划则考虑得很少。
水利部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供水量约为1000亿立方米，到1980年增长至4000亿立方米，其中主要是农业用水增长；到2011年全国的供水量达到6107亿立方米，其中主要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增长。
前不久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
该规划承认，我国“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2012年全国用水量已经到了6131亿立方米。”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三月份水利部新闻发部会上公开表示，像北方地区，水资源非常短缺。淮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只有300立方米，这在国际标准上是绝对缺水的地区。
量水而行是“硬约束”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多年平均总缺水量为536亿立方米。海河、黄河、辽河、西北和东部沿海城市等地缺水严重，缺水范围正在蔓延。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刚性措施，就难以扭转水资源严重短缺和日益加剧的被动局面。
根据我国政府提出的水资源管理目标，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40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以上。
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了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矫勇介绍，到今年3月，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完成辖区内“三条红线”指标分解，覆盖95%的地级行政区和近700个县级行政区。
“我们还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50多条河流的水量分配工作，其中太湖、淮河等11条河流的水量分配方案已经过水利部的审查。”矫勇介绍，第二批28条江河水量分配也已启动。
按照水利部的要求，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节水，包括农业节水，工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使用最先进的节水技术，也包括城市的节水行动。
“而一些水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也并不意味着开发利用没有上限。”矫勇说，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为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设定了上限，“这个上限就是7000亿立方米，并且进行了分配，每一个流域也都有自己的上限，跨越这个上限，说明开发利用不合理了。”
发展中国论坛(CDF)、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6日发布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报告》蓝皮书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应着力提升质量，妥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
同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也指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城市化所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以及水资源匮乏与严重污染所导致的水资源安全问题等，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构成的长期的潜在的威胁与挑战不容忽视，必须制定科学的应对方略，切实有效地进行治理，以维护国家安全。
《规划》要求，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强化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国家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行差别化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环境、考核等政策。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记者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对环境资源的承载力进行先期规划。“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将水资源作为硬约束落实到城镇化发展的实施细则中。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对本报记者表示，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解决水资源特别是饮用水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应切实改变过去重厂轻网的观念，将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放在突出位置。与此同时加大对水源地保护力度，把输水管网所经地区的土壤和地下水，也作为水源地加以重点保护，并完善水源地和供水水质的安全检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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