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

　　“人类做的很多事，还没有实践，我们就得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是一种事后的检验，这时候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5月12日上午，张维迎在“儒商论域2014—儒商典范与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人类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20世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实行了一种经济制度，叫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

　　张维迎谈到理念在中国改革中的应用。谁来创造这些理念？引出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最好的组合是，理念是正确的，领导力是强的，其次是理念是强的，领导力比较弱。最糟糕的是理念是错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邓小平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张维迎以高考为例做了进一步解释。1977年邓小平主管教育，第一项改革是改革招生制度，由原来推荐改成高考。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而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恢复了高考。要恢复高考时，教育部长和其他官员比较左，不太认同，不断地拖，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来不及做，我们要做一些考核。这个报告给邓小平，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没有能力做我找有能力的人做。这个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

　　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张维迎表示，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来自思想的自由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还没有实践，我们就得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是一种事后的检验，这时候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过去30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这对经济学非常重要，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讨论，他以亲身经历的双轨制价格改革为例，“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改革就是改革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改革的思路才有一个新的方式。”

　　张维迎总结道，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够为我们带来繁荣。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我今天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我是搞经济学的，经济学价值，用中国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影响你有什么样的事情。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就是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你损害别人，没有任何人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中，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都有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在一百年多数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沃斯Francis Y.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无差异曲线”几何分析方法的先驱者之一。）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其实发现了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利益都自己知道，无论是有没有经济学、有没有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都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按照经济学假设来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没有道理，尽管事后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但事前讲没有错。

　　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人类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20世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实行了一种经济制度，叫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很多问题，好多的基本观点没法解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我们没法解释美国生产力比中国高，其实真正应该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什么阶级说什么样的话，这个也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在为无产阶级说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有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枪杆子里出政权，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能被推翻，因为所有的枪杆子一定在统治阶级手里面，但是不断有政权被推翻。所以，好多人的行为和变革并不是简单的利益决定的。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两百多年前大卫休默，他是位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是由他们支配的，无论好坏，威胁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跟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他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另一种主义和思想，或者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好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再看一下历史，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看。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创造者很多人是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时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支持。如卢梭的30%通信者、伏尔泰的50%都来自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这也是这么一种理念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现在我们可以说废奴运动也不是黑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白人运动，在中国则有妇女放脚，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内，汉族妇女缠脚，脚越小越美。一百多年前，号召妇女放脚的是男人，非妇女本身。康有为这样一些人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为什么要发起妇女放脚？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妇女长脚使中国人世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认为我们是野蛮的、落后的民族。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前面讲的经济学，假定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利益本身由理念构造，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理念，利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在几十年前，当农民认识到他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冲突，或者工人认识到他的利益和资本家是冲突的，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就可以得到了解放，马克思讲的，失去只有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他们就起来闹革命。

　　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不像我们经济学所狭义假设地那样，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他们理念的敏感程度就会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也就是说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要正当，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这样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怎么去行为，所以我说非物质利益这方面对人们理念的依赖程度或者敏感程度就会更高。

　　关于利益问题，在经济学里长期以来定义得比较狭义：物质主义的利益。经济学说人追求幸福，这个幸福是满足很多物质的一种欲望，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局限性。我们知道，人是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的动物？我们做事是有目的的，是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我们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本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东西来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

　　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话，我们知道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样的话就追溯到我们人生活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讲过这个问题。在两百年前，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本职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和在肉体上的一种潜能。我理解这个，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学上传统地定义理性人比较狭义，是效益最大化。简单讲，效益主要归咎于人的一种物质性需求。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追求幸福，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延伸。时间很简单，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放在一生中，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考虑的很多问题，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好比说在座各位想一下，假如你死之后，没有替你收尸，没有人参加你的追悼会，你现在可能会非常难受。而不是说我死不管它，尸体抛在哪里没有关系。人类不是这样的。我讲的是，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绝对不是短期的，所以有时候，为了生后的名声啊，愿意忍受身生前的痛苦。也就是说，为了长远的幸福而放弃了短期的享受。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田肯定不是今天的一块田。但作为理性人来讲要克服这样的东西，要更为理性地考虑未来那个东西，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另外是一个空间维度，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对你的看法。如你的名誉、权利等，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行为，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这时候就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会做它。所以这样非物质的信念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人的目标是给定的，人理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尽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认为人的真正理性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讲的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大多数人是会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我们的目标，这也就是康德讲的理性，理性首先是帮助人们选择目标，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

　　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理性及欲望是一种本能，我们以我们的理性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就变成了“惑而不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伟大的一些古代思想家，包括我们的孔子，他和其他伟大哲学家一样，就是告诉我们人怎么追求理性的目标，跟经济学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用更好的方式满足人的欲望，宗教学家强调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我们知道一个人伟大与否，是平庸的还是伟大的，很大程度上是你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追求物质的快乐，这个人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我们对名声，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使你变得高尚。这是我要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因为有了目标理性，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必须有享受生活，但我们又是人，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条件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是一种自我满足，是神性的一种生活，这样用来指导我们人的幸福非常重要。第三种政治的生活，这是追求权力、荣誉，现在来看这有很多代价，中国很多政府官员追求权力、追求享受，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麻烦，因为他有腐败等严重问题，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即使没有被抓起来的时候也会非常紧张，随时可能出问题。

　　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引导社会变革

　　理念的力量在中国的应用。我们谈到理念的力量，一定要考虑这种理念的产生是一个过程，谁来创造这些理念？这就引出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是用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在这儿，我画了这样一个图，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强可以弱，这有四种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理念是正确的，领导力是强的，其次是理念是强的，领导力比较弱。最糟糕的是理念是错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找到了第一象限——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时间关系，我不再给大家具体讲，但我要强调一点：邓小平有很强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如高考，邓小平在1977年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着教育，第一项改革是改革招生制度，由原来推荐改成高考。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而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恢复了高考。要恢复高考时，教育部长子部长和其他官员就比较左，不太认同，不断地拖，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来不及做，我们要做一些考核。这个报告给邓小平，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没有能力做我找有能力的人做。这个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

　　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理念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我讲的是一种思想的自由竞争。所谓思想市场是他的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地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还没有实践，我们就得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是一种事后的检验，这时候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这个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理念的，这些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教师，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我觉得非常重要，但可以一般来讲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这三个市场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尽管柏拉图讲过哲学王，你当了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孔子是一个素王，素王就不能当国君。孔子当国君，我不相信后来有儒家的思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提出的一种观念，比如某一种理论观点出来后批评这个不实用，这是没有道理的。真正一开始是不行的，但孔子提了这个理论以后，到了汉武帝时有350年左右的时间，中间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个思想提出时，大部分人是不认同的，这就显示它持久的生命。耶稣被十字架吊死，罗马帝国只有一千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罗马帝国把它确定为国教时，基督徒有三千三百多万，年增长率在3.4%左右，从一千多人，三百多年以后变成了三千三百多万。

　　我要讲一点历史的经验，思想市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我们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很多佛教进入中国，并且不断地扩大。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术都是对中国思想的破坏，影响了后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

　　过去30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这对经济学非常重要，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讨论，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改革就是改革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这个观念，改革的思路才到一个新的方式。时间关系，不能继续讲下去，但我想强调一点，中国思想市场有后发优势，我们改革有很多思想家的影响。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够为我们带来繁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