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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稿记者 王志灵
我们知道，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美国军工巨头后面站着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华尔街。我们的军工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背后有政府和国有银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上市，军工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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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军工股份制不能进一步开展，这些设想不能实现，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虽然有中央财政、资本市场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对于打造能与洛克希德·马丁等西方军工巨头竞争的跨国企业集团目标来说，这些渠道依然有限，尤其在发展重大民用项目和抢抓历史机遇并购整合国外竞争对手方面，需要有大的金融机构予以支持。
中航工业在这方面有过不少遗憾。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有几个国外“目标企业”深陷财务危机，股价大跌，提出“深度”合作，但是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单靠中航工业自身有困难，而中航工业又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机构合作，失去了多次产融并肩、出海共赢的机会。
这些年，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发展迅速，中投公司、社保基金等越做越大。如果社保基金、中投公司和各大商业银行控制的有投资功能的机构能够参与中航工业等军工集团的公司制改造成为重要股东，不仅能扩大企业融资渠道，更能促其加快市场化和股份制改革步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融结合。
对于中航工业来说，这些国有控股投资机构终将成为类似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背后的美国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和先锋集团等投资机构，成为支持和掌控中航工业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华尔街金融巨擘”。
到那时，掌控了中国重要产业集团的北京金融街将会抗衡或超越美国的华尔街，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大型金融投资机构入股参与中国军工企业改制，有可能是打通金融街（大型金融机构所在地）和西便门（国务院国资委所在地）的通道，加速中央企业产业融合的开始。
军工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后，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凭借装备采购“指挥棒”，凭借控股或相对控股的股东地位对其进行监管；可以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和公司章程进行约束；国资委、科工局、总装等行业监管部门也可以派人进入董事会并对管理层任职资格等提出基本要求。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资本市场投资者会接受这种安排，可以放心地参与军工上市公司的投资。（本文摘自《军工企业与资本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书）（编辑 王志灵）
作者：王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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