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该《办法》的存废或修订问题正在进行论证。”2014年4月，女性权利推动者赵思乐收到了来自重庆市推动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回复。
上述《办法》是指1993年，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发布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在回复中，重庆市推动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以问答的形式告诉了申请人重庆市收容教育所的情况—重庆市有一个收容教育所，但被收容教育人员属于内部统计数据，不属于对外公开范畴。并且告知，重庆市被收容教育人员给养费已纳入财政保障，不存在收费问题。
从1984年上海建立第一所收容教育所至今，收容教育制度已走过了30年，但这项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正在受到法律界的质疑。
收容教育所扩容
收容教育所的历史久远。据历史资料记载，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草案）》。
新的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但执政者很快发现，“暗娼、野妓”成为新的管理难题。
一份1952年7月的不完全调查显示，其时北京城有350名“野妓”，其中包括近一半原来的妓女，此外还包括女招待、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小老婆和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歌女、舞女。
据《人民公安》1995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记载，彼时德胜门外大街一个新机构诞生—北京市生产教养所。仅用了一周时间，教养所就接收了全市109名“野妓、暗娼”。
一年之后，教养所对外改称“清河缝纫工厂”，这些教养人员转变为女工身份后，中国迎来了长达二十多年没有娼妓的历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娼妓重新出现。1984年9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具体管理业务由市公安局治安处负责。
1987年，上海、北京、武汉、大连、西安等城市尝试开办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所，把原来只对卖淫妇女进行收容教育的做法，扩大到了嫖客，在一定期限内实行边教育、边劳动、边治疗性病的办法。
“收容教育所从此分为妇教所和嫖教所”，一名收容教育研究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1988年公安部召开的收容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上述5城市经验被加以推广，公安部要求各地积极筹建收容教育所。凡是劳教场所比较空闲的地方，要主动与司法部门协商，充分利用现有场所，开辟收容教育所。
座谈会还要求“一个省、自治区要重点建设好一、二个所”。此后，收容教育所的范围被扩大到“每个大一点的地级市都有一所”，上述收容教育研究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1991年7月设立的浏阳县收容所是少有的县级收容所，建成时，那里有6间收容监房，可同时收容50余人。但成立半年多，就收容教育了90多人。
据199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党政军机关所属旅馆管理严禁卖淫嫖娼活动的通知》显示，当时卖淫嫖娼问题日益严峻。1991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人员20.1万人，比1990年增加46.1%；1992年查获24.2万人，比1991年增加20.3%。
上述内部资料显示，截至1992年6月，全国建立了111个收容教育所，收容2万多人。收容教育的成果可谓显著，据部分省、市收容教育所追踪调查，解除收教人员的改好率平均为75%左右。
到1999年，全国的收容教育所发展到183个，容量也从1992年的2万人增加到4万人。2005年，收容所继续增长到200余所。
收容量在减少
但也是从此开始，收容教育出现了萎缩的势头。
作为最早成立收容教育所的城市，上海市2004年规定，第一次嫖娼的，以拘留、罚款为主，不再收容教育。收容教育的嫖娼者对象主要是嫖娼后患性病的，以及第二次嫖娼被抓的。
2005年时全国有10家一级收容所，但其中3家的收容人数都已不足1000人。在2005年和2006年，安徽、江西先后关闭了辖区内的所有收容所。
2006年时，已有相关部门负责人称，目前收容教育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每年的收容量都在减少，每年地方上都有些收容教育所因收不到人员而面临关闭或是合并。
到了2007年7月举行的收容教育工作研讨会召开时，全国收容教育所已不超过150所。
一名不便具名的收容教育研究者了解到，收容教育减少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利益，“抓获卖淫嫖娼一次可以罚款5000元，有些公安机关为了"创收"，不去收容卖淫嫖娼人员，而是多次抓获多次罚款”。
在抓获或者收容的过程中，一些权利呼吁者逐渐站出来。
今年4月女性权利推动者赵思乐向有关部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后，“江西回复称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对卖淫嫖娼已经没有收容教育这个处罚了，因此江西关闭了收容教育所”，赵思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至少说明，一些地方是在尊重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事实上，收容教育早已没有法律基础”。
收容教育的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及国务院据此发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同劳动教养一样，收容教育由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而遭受一定争议。
我国《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不得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对卖淫嫖娼者可以先治安拘留15日，再给予6个月至2年的收容教育，客观上比构成犯罪而被判处的某些刑罚还要严厉、严苛”，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樊崇义说。北京市公安局给赵思乐的信息公开回复称，北京市收容教育期限均为半年。
去年11月，北京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轶峰代理了“小姐”阿霞的行政复议。阿霞在昌平区一家足疗店里被抓获卖淫，行政拘留的第15天，收到了收容教育半年的通知。
但苏轶峰最后撤回了申请。“阿霞说，收容所里的干警知道他在申请复议后，态度差了很多，家里人担心她受欺负”，苏轶峰告诉记者。
压力不仅仅局限于阿霞。北京律师马纲权曾代理过一名香港商人的行政复议，这名商人与一名奥运冠军同时嫖娼被抓，在行政复议被驳回后，他没有选择行政诉讼。“毕竟他的公司办事处设在北京”，马纲权说，而那名奥运冠军则根本没有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阿霞坚持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可能等到她结束收容教育，程序还没走完”，苏轶峰说，他从递交行政复议申请到撤回，经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没有收到受理复议的任何信息”。
存废或修订
“收容教育不能像劳动教养那样立刻废除的原因在于，卖淫嫖娼目前仍是非法，卖淫嫖娼人员中存在着性病及性瘾患者需要关注”，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教授郑齐猛说。
“但收容教育没有法律依据却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缺少救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他告诉记者。在郑齐猛看来，收容教育可以向不剥夺人身自由的矫正方向改革，“比如白天工作，晚上到收容所接受教育”。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收容教育，这让我们比较意外”，赵思乐说，“许多人为嫖客喊冤，而对事件中的另一方呢？有多少人关心过她被收教所面临的权利侵犯？”(赵思乐、阿霞为化名)（编辑谭翊飞张凡申剑丽）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进入【股友会】参与讨论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