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按中国民间传统，是原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李建华“七七”忌日。过去一段时间，这位监管官员的去世引来业界无数惋惜与悼念。
“大树倒下时，才好丈量其高度。”6月9日，中铁信托副总经理陈赤如是评价这位技术派官员。过去十年，信托业从不足3000亿规模一跃成为今日11万亿庞大体量，新两规释放的制度性红利可谓功不可没，李建华恰是信托业“一法两规”的主要起草者。
作为舶来品的信托，命运多舛，水土不服。1979年后重生的信托业，近35年发展中，最初20多年历经五次行业大整顿，但如今坐上了金融“四业”第二把交椅。
借用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的话说：我们不能不说信托业是一个生命力强劲的行业，是一个苦难辉煌的行业。
以李建华为代表的这一代信托人，是信托业沉浮35年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创造者。从上一轮信托业新两规修订到代表着新一轮监管政策调整的99号文出台，他参加或主导的信托业顶层制度设计，决定了信托业的十年沉浮。
新两规修订岁月：第六次整顿前夜
时间倒回至2006年。那一年，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3606亿，不足现今一个零头。正如许多人的调侃，称那时的信托行业“除了信托，什么都做”。严重背离主业，关联交易泛滥，高度同质化于银行是致命的三大病灶。
2006年，银监会决定启动信托业“两规”修订工作，当年3月，银监会成立信托制度建设研究小组，时任银监会非银部副主任的李建华任组长。成员来自银监会非银部、政策法规部、创新监管部和北京、上海、厦门等银监局。
2006-2007年因此被称为信托业历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
据当时参与两规修订的现华鑫信托首席风控官蔡概还回忆，2006年4月底小组提出信托发展综合性研究报告就行业现状、问题、经营与监管法规状况等情况进行评估；5月提出信托经营与监管的总体改革思路，随后就制度完善和创新部分分别提出草案。
2006年4月，李建华曾召集研究组成员中的五人在无锡开了一次小闭门会议，每人轮流上台演讲，并把观点画在黑板上，再讨论，黑板最后是凌乱不堪但思路却愈发清晰。
这块小黑板成为日后信托业两规修订最初的“模板”。针对信托公司当时的诟病，上述小组确立的信托业私募发展方向及由此确立的私募监管原则，成为日后两规修订的基本原则。
蔡概还将其概括为四个原则：一是限制固有业务，支持鼓励信托主业。二是限制关联交易，从制度上切断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不正当利益的输送的桥梁。三是限制信托贷款，引导信托公司投资方式创新。并确定了以贷款方式运用的信托资金占集合信托计划总规模不能超过30%的比例。四是引入合格投资者的制度。
蔡概还回忆，修规中，工作小组当时还特别找来了德隆案清算组对其进行案例解剖分析。
2006年11月，筹备半年后，新两规修订最后攻坚，最终初稿天津封闭式完成。
2007年1月，修订后的两规正式发布，并自2007年3月起实行。作为配套，银监会还制定了一个过渡期管理办法，保证信托公司实现平稳过渡，过渡期至2010年1月。
至此，中国信托业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新两规”修订终于落地。
然而，新两规的接受过程确实充满痛苦和煎熬，其间也伴随着信托公司的艰难适应。但事实上，直至今日再回望当年的新规实施，对信托行业的实质性改造，导入正轨意义毋庸置疑。
随着新两规的正式出台，业内人士称之为信托行业的“第六次整顿”也很快拉开了序幕。各公司轰轰烈烈实业清理，批量申请换发新牌照。
同时信托公司大范围更名、改制，颠覆股东结构，调整业务范围，全面“脱胎换骨”。此后5年，信托行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通道。
再次回归：10万亿信托的十字路口
2012年9月，当这位技术派官员结束为期五年的地方历练，再次回银监会接任非银部主任时，信托业已今非昔比。
2007年，“两规”修订释放的制度性红利与2009年后扩张性的货币金融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中国信托业迅速迈入高速扩张阶段，全行业受托管理资产规模从2007年不足1万亿增加到2012年底7.47万亿，年均增长约万亿。
尤其是2010年后，随着货币信贷相对收紧，信托独特的SPV价值被当时急欲资产出表的商业银行所看重，两者相结合催生出数以万亿计的银信合作规模，而信托业的快速膨胀及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很快引起监管机构的警惕。
尽管2010年银监会出台了针对性的70号文规范脱缰的银信合作，但信托的通道价值意义重大，监管套利野火烧不尽；待到2012年下半年，李建华以监管者的身份重新审视曾经如迷途羔羊的信托业时，留给他的已不再单纯是信托业步入黄金时代的惊喜，某些风险事件已开始暴露。
也从2012年开始，影子银行问题开始被炒作起来，舆论和机构纷纷将影子银行、房地产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视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三大系统性风险。
资产规模高达10万亿的信托业被国际投行视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摆在李建华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课题——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研究，这部由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和李建华合作的专著在李去世前刚出版。
2012年12月初，昆明举行的2012年信托业峰会，李建华以非银部主任身份首次公开亮相，他提出信托业要“居安思危”——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发展质量明显滞后和风险逐步积累，离专业理财机构的定位还有很大差距。
李建华的同事介绍，回到非银部任职后，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列了一个调研名单。2013年下半年，他调研了非银机构较为集中的10个省市的25家机构，还走访了超过半数的在京直管机构，分三期与全国68家信托公司进行了座谈。
“他与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两个问题：一是信托公司的风险有多大，可不可控。第二，信托业下一步转型怎么转。”陈赤回忆。
“银监会前面派了很多小组去摸信托公司的风险，总体觉得风险还是可控的。”目前，11万亿的信托资产，8-9万亿是通道业务，剩下3万亿集合信托当中一部分是阳光私募，一部分交易对手也不错，真正的要看的风险项目也不多。
99号文期许
2013年，迈入10万亿时代的中国信托业，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左手风险，右手转型，同时还要面临正在抢食地盘的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泛资产管理机构的全面挑战。
当“刚性兑付”从一个小众词汇一夜爆红成为大众语汇，无法逃避的风险考验让监管者不敢有丝毫懈怠。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思考，到2013年信托业年会时，分管非银部的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和李建华拿出了完善信托业治理体系的全新解决方案——业界称之为八项机制，或“杨八条”。
这八项机制包括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产品登记制度、分类监管、分级经营机制、以净资本管理为基础的资本约束机制、社会责任机制、以生前遗嘱计划为核心的恢复与处置机制以及行业稳定机制和监管评价机制。
陈赤说，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求发展过渡到了求安全求稳健，安全被摆在了第一位。
陈赤和李建华对信托业的转型方向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中国经济产业升级转型大背景下，并购业务可能是信托公司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第二，集合资金信托向直接融资工具回归，陈赤将之称为信托债计划。
2014年4月，随着《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银监办发[2014]99号，下称“99号文”）出炉，杨八条正式落地，99号文的核心思想，即“坚持防范化解风险和推动转型发展并重的原则”，并将“做好风险防控”和“明确转型方向”两个方面并列为两个部分。
“99号文，全面反映了杨主席助理和建华主任的监管思路。”这被业界视为更为严厉的监管政策，不过在陈看来，99号文是在新常态背景下来提出的对信托公司再监管方案；同时，与一法两规一致的是，监管者坚持了信托监管市场化的方向。
对于外界争议的信托产品提前10天报备制，是否有违私募监管精神，蔡概还特意征询了李建华的意见，李的表态让他吃下了定心丸，“所有信托产品要提前十天报备到银监局，但不做实质性审查，后来大家也理解了目的为信托收益权的流通和信托产品的登记做准备，也有利于产品的信息披露。”
一句话，信托业已步入高位盘整时代。陈赤将99号文视作李建华临走前，留给信托业的最后一份叮咛、一份关照、一份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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