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优势：13亿人潜在消费需求释放的规模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和速度；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潜力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城乡、社会等结构调整的动力；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和消费需求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效投资需求的规模和投资转型的方向；释放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既是我国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巨大挑战，又是决定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推进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增长新的内生动力
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需求取代传统物质需求成为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由此带动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产业和吸纳就业的主体产业，为经济转型注入了持续动力。经过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已成功跨越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特征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解决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特征的发展型新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展型消费需求逐步取代生存型消费需求成为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主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沿着“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品”的次序不断升级，使得服务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物质消费。例如，1985-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12.62%，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这三大类支出的年均增速为16.69%，超过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4个百分点以上。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1.44%，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这三项支出年均增速为16.59%，超出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增速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消费需求的满足也更加依赖专业化、便捷化、特色化甚至体验化的服务供给。主要的特点是：第一，消费升级与服务升级直接融合，没有服务的升级，很难有消费本身的升级；第二，技术升级与服务需求直接融合，技术升级如果不能反映服务需求变化就很难有市场前景；第三，企业竞争力与服务质量直接融合，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服务环节能否精细化、专业化。
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有两大因素将促使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一是发展型消费需求越来越有赖于生活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带动生活性服务业比例的快速提高；二是传统农业和工业生产方式的改造和升级更有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带动生产性服务业比例的快速提高。我国已进入消费新时代，紧紧把握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抓住发展新阶段的新机遇，释放新动力，从而赢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主动权。
确立服务业主导地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仅在于它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还在于它能够引领和推动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从而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原动力。第一，稳增长主要在于通过加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确保消费与投资两旺的势头，抵销出口持续下降可能导致的增长快速下滑；第二，调结构主要在于通过加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实质性提高投资效益和经济运行质量；第三，惠民生主要在于通过扩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使经济增长能够体现在城乡居民最急需的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供给水平的提高上；第四，防风险主要在于通过加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使经济增长摆脱对房地产和传统工业投资的过度依赖，使经济沿着更加均衡、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在于投资消费失衡，而投资消费失衡又主要表现在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不足。例如，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出现明显过剩的情况下，2010年和2011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两项合计的比重分别高达54.7%和59.1%。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三大类服务消费需求增长在2005-2010年分别超过15%和32%，但这三大领域的投资比重却长期徘徊在4%左右。无论是经济增长难以反映民生需求，还是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都与投资结构与消费升级的结构不匹配直接相关。在投资与消费需求升级结构不匹配的条件下，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增大是难以避免的。
尽管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这一比例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6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值为60.4%)，而且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值为53.5%)。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5年内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47.2%。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将会达到50%左右，超过原定目标3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以及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适度调高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将其占比提高5-8个百分点，争取2020年占GDP的比例达到60%左右。
加强发展服务业取决于市场开放与制度创新的程度
我国服务业供给瓶颈问题突出，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主要不在于国内资本短缺，重要的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我国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服务业的行政垄断特点仍然突出，市场开放程度较低。教育、医疗、文化、养老、金融、运输等众多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在现实中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难以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提高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大力发展服务业，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垄断与管制，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实现服务业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随着服务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服务业发展更有赖于发挥社会资本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的独特优势。这就需要抓紧出台加快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实施细则，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实质性打破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限制；加快公共资源领域对社会资本放开；尽快在石油、电力、铁路、金融等垄断行业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实现非公经济参与国企改革的新突破。
由于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滞后于工业，这一领域更难以利用外资带来的技术优势扩大有效供给，导致国内许多服务消费需求比如教育、文化等外流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需要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重点，积极推动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建议实质性减少负面清单内容，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加快向外资开放；把教育、医疗、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加快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信息、物流等领域的开放合作。
应加快服务业领域的政策体制创新。尤为重要的是放开服务价格，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服务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在确保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最终责任的同时，放开非基本的公共服务市场；将政府定价的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设施、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加快事业机构去行政化改革，调动市场、社会组织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在加快完成服务业领域营改增改革的同时，改变服务业用地价格高于工业用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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