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改革投资体制严控政府性债务风险

　　杜远

　　经济增长“投资拉动”特点明显的重庆，正进行着一揽子围绕投资体制的改革，从项目决策到具体实施，当地政府类投资项目将面临着少有的“紧日子”。

　　6月5日，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刚刚出台的《重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市发改委副主任欧阳林在此间表示，该市现行投资管理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些问题，“向改革要红利”，激发市场活力，确保投资和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上述《意见》亦大篇幅提出，要改善政府类投资管理，科学界定投资领域，严格管理政府类投资项目，切实管控政府性债务风险。

　　还债也是政绩

　　谢飞是渝西某区县的一名“包工头”，多年来他的生意以承接周边区县的政府工程为主，最近两年的生意状况让他头疼。“上个工程做完两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拿到钱！”谢飞皱着眉头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2011年年中，谢飞在渝西某区县承接了一项整理河道的政府工程，总投资数百万元，到2012年年中，工程做了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可工程款只拿了不到20万元。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找业主单位的政府部门要工程款就成了谢飞的重要工作。“做这个工程，材料人工大部分都是我垫付的，找银行贷款放款慢，小贷担保那些更是‘刀刀见血’，我的钱大部分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两年多还不出钱来，有些朋友都要翻脸了”，谢飞说，“做政府工程的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部门说没钱给，那真的是没钱啊！”

　　谢飞的焦虑情绪直到最近才有所舒缓，前述区县通过修改规划，准备在河道旁建一批商铺出售，“他们说商铺卖出去了就跟我们结工程款。”这位“包工头”说。

　　近几年来，重庆尤其是当地区县的一些政府类投资项目摊子铺得太大，决策过于随意，项目投资本金比例过低，一旦遭遇政策环境和经济大环境波动的影响，链条很快就波及到了像谢飞这样的小商人身上。

　　与之对应的是，评级机构穆迪2014年3月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报告显示，按照各省（直辖市）政府债务与当地GDP之比计算，重庆的上述比例接近60%，仅次于贵州位列全国第二。

　　同期，重庆官方华龙网的报道则援引重庆市财政局相关人士的话指出，针对重庆的政府性债务，若按照2007年以来各年度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当年偿还本金中由财政资金实际偿还的最高比率折算后，总债务率为92.75%，逾期债务率也仅在2-3%左右，两项指标均在国际公认安全限度以内，表明重庆的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不过，前述重庆财政局人士亦表示，还要进一步强化“还债也是政绩”的观念，将化解政府性债务工作纳入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和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定偿债计划，盘活存量资产，统筹资金调度等措施，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在严控新增债务方面，则要量入为出，合理确定政府投资规模，全面梳理在建项目及新开工项目，优化建设方案，制止住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趋势。

　　有迹象显示，重庆的一些政府类投资项目，从决策到实施缺乏科学合理的程序，这也造就了相当一些不合理的项目和债务，而当地政府正力图拿这一问题“开刀”。

　　近期，重庆某区县领导就在一次会议上“痛批”当地一些政府类项目决策、建设不规范问题：“有的部门喜欢有钱无钱就开工，等工程推行不了甚至部分工程快完工了，才报告给政府决策、出会议纪要或者要钱结算；有几个工程，建设得差不多了，提请政府常务会审议，事情已经成那样了，审议什么，审议不建设？目前项目又建好了，怎么审议？”

　　投资体制改革“新政”

　　通过严管政府类投资项目以控制债务，正是重庆此次推出的投资体制改革的聚焦点之一。

　　已经公布的《重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严格管理政府类投资项目，按照统筹平衡、严控债务的要求，政府类投资项目要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充分论证，科学确定建设规模及标准，认真落实建设资金来源，切实管控政府性债务风险。凡是资金来源未落实的，不得新上项目。

　　尤其被外界关注的是，《意见》要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类项目，要按照行业属性大幅提高资本金比例标准，需占总投资的40%―60%。对于该市此前一些惯于以“高杠杆”运作项目的政府投融资平台而言，这一规定无疑将成为一道“紧箍咒”。

　　上述意见同时要求，市投资主管部门、市财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项目进度，编制下达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并及时拨付资金。确需市级举债建设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及公益性项目，以及区县（自治县）政府举债修建未纳入政府性债务年度增减计划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需经市投资主管部门和市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审定。

　　据悉，当地一些区县也已跟进出台新政策，严控政府类投资项目。

　　重庆奉市节县近期就出台《奉节县投资管理若干规定（暂行）》，该规定要求，政府投资20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经县长审定后方能破土动工；凡政府投资总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均应纳入绩效评估。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满一年后30日内提出项目总结报告，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对项目质量、投资效益、环境影响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总结经验教训并指导以后同类投资项目优化投资方案，以提高投资决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地处西部的重庆属投资主导型经济，1997年直辖至今，重庆年固定资产投资由371亿元增长到11205亿元，年均增长23.7%。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对重庆GDP增长的贡献率约在55%左右，投资始终是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严管政府类投资的同时，重庆亦希望通过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政”激发更多民间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速。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欧阳林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类投资要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要充分利用公私合营、政府采购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民间资本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

　　随前述《意见》台的，还包括新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该目录取消19项核准事项，全部改为备案，保留48项核准事项，占国民经济419个中类行业的11%，《核准目录》之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均实行备案管理，由企业自主决策，取消前置要件条件；《核准目录》内的项目，政府只审查产业政策、节能环保、公共安全等外部条件。

　　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重庆这一投资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当地国有部门进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升投资效率；而从吸引和激发民间投资的方面而言，降低准入门槛会是一个利好，同时也还需要一系列的后续配套细则。

　　“就说国企搞混合所有制引入民间资本，怎么确保新入资本的权益，国企的公司治理怎么改进？这都需要后续进一步细化。”王秀模说。

　　（应受访者要求，谢飞为化名）